小小星星闪闪亮，神奇奥秘难猜详，高高超越尘世间，犹如钻石悬蓝天……外国童谣
要写李老——李珩先生，下笔确非易事。因为写他的文章太多了。要谈他的生平、职务、科研、著述等，《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现代第一辑）》与《大百科全书 · 天文卷》中都有了；要讲他的故事，徐宝富的《在天街遨游的人》（《少年科学》1983年12期），就讲述了一个数星星的男孩，违背了要他经商做官的父亲的意旨，立志学天文，走自己的路，为我国的天文事业，辛勤耕耘了五十年，而这故事已是我国的青少年所熟悉的了；要写他的家庭，谭爱清在英文版《中国建设》（1980年9月）中撰写的《科学家的家》，已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他和他的夫人——《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与他们作为科研人员的子女女婿的充溢着学术气氛的家庭生活。还有其他许多文章，写了李老的各个方面。要写得比这些文章更好，不可能；要当“文抄公”，再重抄一遍，又不甘心。看来编辑部委托的任务，是难作交代的了。
仗着我去过几次李老家，和“李师母”——罗玉君认识，就想从李师母处掏些写作材料。李老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都是谈科学和谈他人的，要他谈自己，却说不上几句话。
谈话先从官样文章开始：“您说，李先生在解放后做了哪些工作？”
李师母思索了一下：“依我看来，可以说有三件事。他接管徐家汇天文台（上海天文台的前身），是受了郭沫若的委托；徐家汇天文台有法国传教士上百年的观测记录，都是法文的；他懂天文，又懂法文，是合适的人选。成堆的观测资料，他一个卷宗、一个卷宗的整理，一张卡片、一张卡片的整理。他长期居住在佘山观象台，白天整理翻译资料，夜里为星空拍照，撰写了《五个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弗洛拉群小行星的普遍摄动》。
他著译了《天文实习手册》、《普通天体物理学》、《球面天文学天体力学合编》、《天文简说》—些书，天文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参考。他虽然脾气古怪，但心胸开阔，善意待人，乐于助人。在天文台，可以说他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天文工作者。
现在他年岁大了，今年八十八岁了，患过脑血管栓塞，行走和说话都不便，不能再亲自观测，也不能去图书馆翻阅新的资料，只能写些小书。他很勤快，锲而不舍，一天写一些，也就完成了。近年来写了《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牛顿》、《实验科学创始人伽利略》、《近代天文学奠基人哥白尼》等。不久还有本《星图手册》出版，这本书也化了他近十年的心血、时光。
材料不够理想只得从侧面来问。我有位忘年的文字之交，他是李先生的学生，前几年曾告诉我，他去看李老，李老要他算高维球的体积，这事听来新鲜：八十多岁的先生，见面就叫六十多岁的老学生做大学的数学题，实在稀罕。他对我谈过当年李老的一些事。”
“听说李老在抗战期间，曾代您在中学上语文课？”
“是呀；当时我也在华西大学教书，抗战时发薪水用麻袋去装，可买不上几斗米，所以还在其他大学兼课。华西大学有条规矩：教大学一定要在中学上几节课。有时忙不过来，李先生就代我去华西中学上语文课。讲的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唐宋八大家。李先生小时念的私塾，塾师是翰林、举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也擅长中国的诗词。学生喜欢他上课，喜欢听他吟哦朗诵。吟古文我不行，但李先生也不会讲成仿吾、朱自清、徐志摩。李先生没有音乐细胞，贝多芬、肖邦、瓦格纳他欣赏不了，《二泉映月》、《梁祝》、刘天华也不欣赏，他喜欢京戏，看宋士杰就入了迷。”
“前几年报上称为'钢铁的科研战士'的金属断裂学家陈篪是李先生的学生？”
“是，是当时我的学生，也是李先生的学生。陈篪可聪明了，中学就自学了微积分，李先生不信，把他找到家中来面试，确是如此。李先生以后也给他个别指导。陈篪后来没有学天文，学了金属力学，只可惜客观条件的限制及疾病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不然定是新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
李老译的法国C · 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我看过，文笔优美流畅，使我想起傅雷译的《约翰 · 克利斯朵夫》，并且从小道听说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理蓬皮杜时间：“弗拉马利翁现在怎样？”蓬皮杜说：“哪一位弗拉马利翁？”（注：外国人的姓名包括名、父名、姓三部分，我们惯常说的牛顿、罗斯福都是姓，犹如中国说姓张、姓王一样。）毛主席说：“写《大众天文学》的弗拉马利翁。”蓬皮杜说：“噢，知道，知道。”由于好奇，我想证实一下。
“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李老是什么时候译的？”
“文革之前，文革开始后就不可能译了。李先生是56到59年译的，初校还是我校的。”
“毛主席看过弗拉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
“是的，是叫汪东兴从紫金山天文台找去看的。”
再也想不出问题了。
“请再讲些没有人写过，而读者感兴趣的事吧。”
李师母想了半天：“那么就说说他首次写文章向国内介绍电视吧，当时他在巴黎，对儒勒 · 凡尔纳的《海底二万五千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很入迷。请他自己说吧。”
李老平平板板地说了几句：“那是在1930年，在国外知道有人研究电视，就写了篇文章，寄给国内任鸿隽办的《科学》杂志。”（附带提一笔，有将近五十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在本文与读者见面时，也将复刊。）
现在电视很普遍，国内到处在讲彩电，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五十多年前是谁首先用中文写下“电视”两字，向国内介绍这发明；正如科学界很少有人知道是鲁迅在正电子发现后，立即从英国的“自然”杂志译出新闻，向国内报道这个发现一样。（见《集外集拾遗》）。
采访继续不下去了，只得起身告辞。其实以一个不学天文的人，要想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内取得写一个著名天文学家的材料，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
我陷入了沉思。
他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但是在接触中，我从没有感到他是个著名的科学家。在我面前的仅是一位面容清癯、脸色红润、目光严肃、态度和蔼的老人。当有问题请教他时，他总是踽踽而行，去隔壁房间捧出一堆书来，翻开书向你耐心地解说，就好像一位热忱的教师；当谈起一些有意义的科学出版工作时，他总是眼中闪出热情、兴奋的神色，给你以指点与支持，就好像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间有些莫名其妙的思想，把工作分成等级：大学和中、小学，科研和科普，著作和翻译……。这些偏见李老可没有，只要科学事业需要，他在讲坛上讲课，作专题学术报告，也常去少年宫为青少年讲解天文常识；他写作论文、专著，也写科普小册子；他既有著述，也翻译了大量外国学术著作。
谁能想象，介绍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小书，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句写成的？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老人，在半身瘫痪之后，还在辛勤地为下一代用笔耕耘？我眼前浮现了一头巨大的春蚕，不绝地吐出洁白光泽的丝，我眼前浮现了一座大桥，由一本本书组成，我们未来的科学大军正从桥上通过，奔向我国科学的灿烂的未来。我耳中响起李老的话：“治学有如蚂蚁啃骨头，只要坚持下去，必有成效；”我耳中响起李老的夫人——作家罗玉君的声音：“直至我生命止息，我不会放下笔。”
星星是神奇奥秘的，但研究星星的人是平凡的，是平凡而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