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他对中国前途的设计蓝图中，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位中国老人在他那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讲到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人们自然会想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推机工程，想到长征火箭发射装置等，这些无疑都是扬国威、振民心的大工程。然而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综合国力的升降乃与国家的整体科技进步态势呈紧密相关状态。为了进一步解放科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屈指算来，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9年了，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199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应约访问了位于上海浦东民生路上的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这次访问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一个部属重点研究所的改革实践。我们要特别向该所所长、教授级高工黄忠秀致谢，正是他那充满睿智的谈话使我们有可能向读者奉献一篇深层次（从一个研究所角度）反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现状、成就和发展的采访文字。

按照习惯上的划分，船研所可能要归入应用研究所（当然不少基础研究所也有偏重应用的一块，而船研所内亦有很坚实的基础研究实力）。1985年后，一批批研究所断了皇粮，走上了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道路。船研所是首批改革单位，改革首先要解决所内1200多人的吃饭问题。当今中国时兴称单位负责人为老板，这个老板实在是很难当的，这属下几百上千人的吃饭问题是首要难题，黄所长当然也得管饭，但他处理得更为高明，他成功地将要吃饭这一现实问题化为每个科技人员的自觉行动。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吃饭而且想吃好的话，那就自己去找机会吧！

机会在哪里？实际上共和国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市场化，机会到处有，就看你能否把握住。要适应当今蓬勃蒸腾的市场，我们原先的科研体制如不作本质性改变是不能适应的，一句话，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转换内部机制以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船研所的改革能给人们以某些思考。

打破专业限制，不断改行以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是船研所改革的一大特色。黄所长就此向我们介绍说，我们这里已经打破了专业界限，国家、生产上有哪些需要，我们这里就配上去，即使一下子达不到的，我们也设法赶上去，挤进去。如我所承建的南浦、杨浦大桥的自动监控系统，从专业上讲，本是公路桥梁部门的事，但我们认为有实力参加招标，从技术上讲，我们有多年研制船舰监控系统的经验，将船上技术转移到桥上（船上的工况比桥梁苛刻得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可靠性高，价格适中，因而中标于南浦大桥。我们的目标是即便不赚钱也做，因为这是向社会展示我们所的技术水平。南浦大桥上的成功使我们所自然成了杨浦大桥自动监控系统的承建者。

道路、桥梁监控系统是采用计算机网络对路段交通运行状态实施监视、控制、通信等现代化车流量管理的一项高新技术、能承接此类任务的单位肯定不止船研所一家，但他们成功了。这一炮打响后，源源不断的市政重大项目又自然垂青于他们。继南浦、杨浦大桥后，第三座跨越浦江的三林塘大桥、万众瞩目的成都路高架道路等重大工程的监控系统也将由该所承揽设计。他们的活动范围远不止上海，在广东，在四川，在当今中国的不少重大施工现场都有该所科研人员的足迹。

在打破专业界限方面，黄所长向我们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广大股民十分熟悉的证券行情显示板。现在上海80%以上的这类产品均是由该所开发的（行情曲线板是由该所首创的）。按理说，这种证券行情显示板已超出了该所原来的专业领域，但市场经济不讲这一套，谁的反应灵敏，谁的产品可靠，价格平衡，谁就是赢家。

以下黄所长所讲的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该所科研人员与市场经济相容的进取精神。众所周知，海军系统有一批技术素质堪称一流的大院大所，上海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所。船研所是在承接一批海军所需的机舱监控和主机调控系统任务时直接参与竞争的。两强相争勇者胜，最终，船研所以其胜人一筹的技术、合理的价格等优势加入了为海军服务的行列，现在舰船上大部分这类装置都采用船研所的产品。说到这里，黄所长风趣地说，我们是从民用转向军用。

我想，船研所的经验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就是，一个科研人员，一家科研单位，一旦真正释放出内在的能量，可以做出何等令人惊讶的伟业！而科研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促使这种能量的释放，形成有利于这种释放的机制。

现在船研所在遥控、监控系统的研制方面已形成生产力，全国170多条大中型舰船、“远望3号”卫星跟踪船的全船自动监控系统乃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内部自动通信系统都是该所研制的。国家计委已确定在该所组建船舶运输控制工程研究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国家级研究中心设在该所就是对该所科研实力的确认。

科学圈内外人士曾有一种担心，认为研究所千军万马奔向市场，可能会降低科研水平，追求短期效益。对此，黄所长持相左的看法。他说，我们所和其他研究所的实践表明，科研体制改革面向市场、面向经济后 · 我们的科研水平不是降低了，而是大为提高，表现在科研周期大大缩短，经济应用大大加快。由于研究所之间竞争激烈，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研究所必须马不停蹄追赶机会，并力争使自己的工作达到一流水平，否则就难免被市场经济淘汰。黄所长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过去我们的研究成果至多做到样品阶段，就大功告成了，而现在必须有经济头脑、市场观念、努力将样品变成可批量生产的产品。这样你追我赶、人人争先的结果，必然大大促进我们国家整体的科研水平，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科技人员。

接着，黄所长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人才观。黄所长先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谈起：为什么我们有些科技人员在国内是条“虫”，到美国却成了一条“龙”？关键的就是我们缺乏合理的人才机制。美国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环境让科研人员安心（或者说有凝聚力）？我们有些人老是担心人才外流，而为什么不能创造让人才倒流的机制？你老是守，是守不住的。

黄所长不但是这么考虑的，而且他们所里已有实际行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形成人才机制。一个典型例子是，该所有一位中青年科研人员已经收到美国某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有感于所里对人才的关心、支持政策和所里蒸蒸日上的现实，决定不去美国而留下来，对这样一位确有贡献的科研人员，该所已破格提升其为高工，并分给他二房一厅住房。据所办公室主任周卫东介绍，该所二十来岁的工程师、三十几岁的高工、项目负责人不在少数。在船研所，论资排辈、但求无过的思想没有市场。

在不要国家皇粮几年后，如今的船研所不但生存下来，而且生机勃勃。他们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的优异成绩屡屡获得交通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嘉奖。他们所改革的经验也多次被新闻媒介报道。那天我们在研究所参观，所内大道上绝少看见无所事事的人，人人都在忙碌。据周主任介绍，所内人员的人均课题已经相当饱和，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所领导根本不为劳动纪律而操心。

写到这里，大家一定会关心船研所的明天将有什么动作。当我们请黄所长展望一下他们所的发展前景时，似早有准备的黄所长直抒胸臆：下一步工作的中心思想是要将研究所搞成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如国外的菲力浦、索尼公司等），其实质是要以高技术为基础，为后盾，形成一个有规模、有批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从研究所的发展形态来讲，我们有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开发中心；二是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系统（批量生产）；三是成套工程技术系统（从设计、开发、生产到安装、培训等实行交钥匙工程）；其四是形成技工贸结合的经营体系（目前所办的装潢公司、房地产公司已经开业）。

这次由我刊主编夏禹龙教授推荐，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到处于中国当今科技改革第一线的一家部属研究所的改革现状。采访回来后的这几天，我们的心里—直不平静。西方人曾把中国喻为一头沉睡中的狮子，如今这头雄狮早已醒来，但真要让其发出振聋发聩吼声乃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而提高的必由之路就是两条，一是技术，一是人才。中国大陆有千万家实力不菲的研究院所，更有上千万智慧实干的科技人员。有朝一日，如果大陆有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研究所、科技人员能像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研究所那样真正释放出积聚的能量，那么整个世界必将为之震撼。我想在结束本文时，引用黄忠秀所长的一段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引进多少外资，建了多少幢高楼，更为重要的是现有内部机制的改革，如何从内部释放能量，这是这场改革最深层的意义所在。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从船研所和其他一批研究所的成功探索中，我们再次感悟到这一古老格言的深层内涵。

（江世亮、朱泽民采访，江世亮执笔于1993、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