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酷的军国主义和接连不断的残杀年代中，当达赖也说用暴力对付恐怖主义或许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人间的博爱难道已经泯灭了吗？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走上战场的吗一一无法将战争抛在身后是一种天性？除了让民众麻木不仁或者为我们的DNA制定一项马歇尔计划外，面对战争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

难道柏拉图曾经说过的“只有死者才看见了战争的尽头”是对的？倘若一些研究战争、侵略和有关冲突在人类进化史上根源的学者们也认同这个观点的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将会为此高兴得在墓穴里吹起口哨。不过，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发动战争的冲动和欲望绝不是天生的，相反，博弈论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是愿意欣然建立起人际间稳定的合作网络。

弗雷斯诺加州大学军史和古典学者维克多 · D · 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战事的时候很少。”在他们所考察和发掘出的文明中发现与战争有关的证据约占95%。起初曾被认为是温文尔雅的族群，如玛雅人及萨摩亚人等最终都暴露出不亚于其他人种的野性。一些孤立的文明或许可以尽可能长地规避战争，居住在克利特岛及周围爱琴海岛屿上的古克里特人曾经历了1500年无战事的时期，但这并不阻碍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足以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海军。

勇士往往在他的族群中备受尊崇，他们是最让人羡慕的，如果他们实在无法亲自示爱的话，那么他们使用的长矛也是一件尚好的求爱礼物。遗传学家证实，当13世纪成吉思汗率军横扫亚洲之时曾留下许多子孙，1600万人或者说世界男性人口中0.5%的人有可能是他的后裔。

战争在世界各国的诗歌、歌曲、戏剧、绘画、小说和电影中作为永恒的主题被浪漫化了，它被描绘成锻造人和高尚品格的熔炉，其情节令人振奋和激动。一位经常采访战争的《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 · 赫奇斯(Chris Hedges)曾写道：“猛烈的战斗威力无比，往往让人上瘾。”他还写道，尽管战争造成破坏和杀伤，但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生渴求的东西，能赋予我们生活的目的、意义和理由。

人类不是深谙此道的唯一的无尾猿，98%的基因与人类基因相同的非洲小人猿也同样发动战争：两群雄猿在双方边界相聚，为的就是要消灭对手，许多雄性小人猿在战斗中丧生，以致在成年小人猿中雄性与雌性的比率为1：2。

埃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 · 瓦尔(Frans Waal)博士指出，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倭黑猩猩却比小人猿爱好和平，它们用一种密教阵式的性行为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倭黑猩猩之间罕有争斗，因此它们的性别比率大致为1：1。

那么北非的狒狒又如何呢？它们虽很粗暴但不愚蠢。瓦尔说，如果你在雄狒狒面前扔一颗花生，它会高兴地捡起来吃掉；如果你在两个雄狒狒面前扔一颗花生，它们就会置之不理。他说：“它们会当这颗花生不存在似的，因为成熟的雄狒狒认为不值得为一颗花生大动干戈。

尽管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却并没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当你想到人类只是在13000年前才发明了农业，人类历史也只是从那时开始，你就会意识到我们为全球和平而努力的时间还不长。”在纽约宾厄姆顿大学任教的生物学和人类学教授戴维S · 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如是说。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多种合作组织的规模已经稳步发展，由于采取了各种办法，这个世界也更趋太平。虽然20世纪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争，但是据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教授劳伦斯 · 基利(Lawrence H. Keeley)估计，假若现代战争的死亡比例与工业化前的人群在多次冲突中的比例相同，那么，死于20世纪大战中的人数应是20亿。

看来一个民族的性格确有可能迅速而完全改变。北欧海盗曾经干过杀人越货的事情，但他们的瑞典后裔在近200年内已忘却了战争，而丹麦人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休假条件保留了他们的好斗精神。戴维斯加州大学的彼得 · 理奇森(Peter J. Richerson)博士说，居住在新几内亚高地上的部落曾以小规模争斗而闻名遐迩，“但是，二次大战后，当澳大利亚警察去那儿巡逻并告诉他们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新几内亚人觉得这主意不错，他们都乐于接受，并对过去的行为表示歉疚。”

威尔逊引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加以说明：对弈双方可以运用骗术为各自取得更多的分数，但风险是双方都可能输；如采用合作的战略，双方都可以得利。威尔逊说：“这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显示了合作正逐渐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因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办法。”

正如戴瓦尔博士和其他许多学者所说的，推动和平的方法就是在各国之间倡导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就像欧盟所做的那样。他说：“试想，如果法国现在入侵德国的话，那将会扰乱欧盟整个经济的正常运作，而绝不只是影响法国对德国游客流量的依赖。当然，欧洲人看起来好像很热情好客，但他们并非在倡导博爱，他们盘算的是经济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