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为,全球已面临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危机。WHO负责大流行性感冒的新任长官陈冯富珍博士将带领我们化解危机,预防流感横行——

陈冯富珍1953年生于香港,先后获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学医学院学士、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科硕士。1978年,陈冯富珍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卫生署医生,1989年升任助理卫生署长,1992年升任副署长,1994年升任卫生署署长,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卫生署署长。2003年SARS疫情过后,陈冯富珍出任WHO保护人类环境总监。不久前,她又被WHO任命为流感大流行防备总监,监察全球流感大爆发,并致力于WHO如何帮助各国对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的工作。

陈冯富珍善言健谈、和蔼可亲,很受媒体青睐。她首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她以香港卫生署署长的身份在威胁世人健康和世界经济的两次重大疾病爆发时作出果断的反应。

1997年,她下令宰杀了140万只鸡鸭,从而遏止了由流感病毒A(H5N1)株引起的禽流感大爆发。2003年SARS流行期间,她作为卫生署署长率香港人民奋力抗击SARS。

现在,在日内瓦的WHO总部,58岁的陈冯富珍和她的小组每天都要审阅大量的有关呼吸道疾病的各种报告,以便找到可能使医院人满为患并打乱人们日常生活的潜在禽流感大流行的可能线索。

她还将亲自参与制订各国储备人类禽流感疫苗的计划。美国卫生官员在8月初透露,这样的疫苗已经成功通过初期试验。

陈冯富珍说,她以前并没打算当一名国际公务员,而是想当一名教师。但后来她出于爱而成为一名医生——不是为了医学,而是为了她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陈志雄(David Chan)。

当陈志雄于1969年离开香港去加拿大上大学的时候,她担心分离会使他俩的关系中断。因此她征得母亲的同意,随心上人去加拿大留学。后来,当陈志雄决定学医时,她担心学医会使他没时间陪伴她,于是决定与爱人一起成为医生。在招生面试中,她成功说服了那位认为她应该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而不是医生的主考官。

这对情侣在就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之前结了婚。陈冯富珍说,第一年很艰难,因为她在预科班里没学过几门理科课程,“不过每天晚上我都有一名家庭教师——志雄。”接下来她在加拿大做实习医生,但后来不得不返回香港,因为她的婆婆病倒了。

她说:“作为一名传统的亚洲女性,我跟随丈夫回了香港。”在香港,陈冯富珍发现,由于适合外国医学院毕业生的空缺非常缺乏,自己无法进入感兴趣的领域工作。后来她进入香港卫生署从事母婴保健工作。虽然陈冯富珍当时正在养育现已成为律师的儿子安东尼(Anthony),但她还是因为工作勤奋很快得到升迁。她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归因于激励她上进的上司,归因于许多离任的前辈。

1991年,香港政府送陈冯富珍去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三个月的管理课程,她说她在那儿懂得了一个道理: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陈冯富珍正利用自己在流行病学和商业管理方面的才能,使各国相信为流感大流行做好准备尽管费用高昂,却是非常明智的决策。准备工作包括购买抗流感药物,研发抗流感病毒的疫苗,改进对人及动物呼吸道疾病及其他疾病的监控体系。

联合国担忧,A(H5N1)禽流感病毒可能变异成人类敏感的致命新病毒而横扫全球。自去年起,该病毒株已经开始在东南亚肆虐,夺去了该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家禽和112名感染者中57人的生命。

陈冯富珍指出,在许多国家着手做准备的同时,一些国家仍然对这种防患于未来的准备表示怀疑,一些国家则声称无力承担这种准备的费用。她对那些国家的官员说,公共卫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服务。

她说:投资流感大流行的应对措施确实存在代价的问题,但不投资的代价将更大。”从历史上看,流感大流行的袭击是不可预见的。最近三次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68年、1957年和1918 ~ 1919年。陈冯富珍认为,大流行性感冒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和医学问题,需要一个国际性的解决方案。任务的复杂性在于,认为流感大流行肯定要来临的那些流感专家们自己也不知道大流行到底什么时候来临,不知道哪个病毒株会引起大流行,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染病和死亡。

尽管缺乏这些十分重要的信息,卫生官员们仍然必须做出代价高昂的决断。如果卫生官员们准备不充分,一旦流感大流行发生,他们将因无谓地拿人的生命冒险而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如果他们花上几亿元资金做好准备,却没有发生流感大流行,那么他们可能会被人们指责为杞人忧天,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并可能不再受到公众信任。

当第一批A(H5N1)禽流感病例于1997年在香港出现之后,陈冯富珍就曾遭遇这样的抱怨。当时,没有一种疫苗对这种病毒株有效,然而一种叫做金刚胺的药物却对这种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陈冯富珍批准了130万美元用于大量购买这种药物,以备用于疾病的大规模爆发。但结果一点也没派上用场。后来,一位高级审计师指控这次购买为不必要的采购,并表示要陈冯富珍接受公开调查。陈冯富珍回答说,她很愿意有一个论坛可以让她阐明“购买金刚胺是给680万香港人买保险”。陈冯富珍对那位审计师说:“这点代价微不足道,而且我很高兴这是一张无须提出索赔的保险单。”结果,那位审计师再也没说什么。

许多政府官员告诉陈冯富珍,他们用于艾滋病、儿童保健、妇女保健等方面的预算本来就不足,因此他们不想把有限的资源挪用到像流感大流行这类模糊不清的事情上。但陈冯富珍指出,既然有了警告以及WHO提供给成员国的帮助,就没什么理由不做好充分的准备。

自1997年以来,A(H5N1)病毒株已经对金刚胺产生抗药性。但是它仍然对更昂贵的抗病毒药物Tamiflu敏感。流感专家指出,如果在获得许可证的疫苗投入使用之前,A(H5N1)就发生变异并成为容易在人群中传播的病毒,那么立即使用Tamiflu(即使不能阻止流感大流行),也许能够减缓病毒的扩散。

因此,陈冯富珍所在的卫生署便与各国商讨订购多少Tamiflu的问题。美国已经购买足够的Tamiflu用于治疗230万美国人的流感。但制药商能够生产出多少Tamiflu呢?这一点尚不清楚。

由美国科学家进行试验的疫苗是由来自越南的人类禽流感感染者身上I分离出来的病毒制得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们并不高兴,因为他们买不起获许可证的疫苗来保护自己的公民。

因此,陈冯富珍说,WHO正在考虑让富裕国家帮助较贫困的国家(如泰国和越南)生产疫苗。

陈冯富珍说,她接受新的职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她谢绝了两次加入WHO的提议,一次是由WHO总干事格罗 · 哈莱姆 · 布伦特兰医生(Gro Harlem Brundtland)提出的,另一次是由布伦特兰医生的继任者李钟郁Lee Jong Wook)提出的。她拒绝了提议,部分原因是她想促进香港规范使用中草药的法规出台。

当李钟郁两年前提出另一次提议的时候,陈冯富珍因要独自一人住在日内瓦、她的丈夫却在香港而举棋不定。但是,她在红灯路口与一位卡车司机的偶然相遇改变了她的主意,让她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SARS爆发期间,陈冯富珍是香港每天都上电视的新闻人物。那位司机认出了陈冯富珍——他也因红灯停下车来,他从新闻报道中获知WHO想要她去日内瓦为环境卫生而工作的消息,他摇下车窗玻璃对陈冯富珍说:这是你一生中难得的好机会,想想你能为香港,为中国所做的事情。

他很有可能还会补充说,想想你能为世界做的事情。

世卫组织警告说,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在人之间进行传播已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