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铺天盖地及党派政治纷呈的年代里，不计其数的各种信息进入公众视线。什么样的信息会在公众面前一闪而过，什么样的信息具有如此的“黏性”使人们牢记于心？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奇普·希思(Chip Heath)和他的兄弟丹·希思(Dan Heath)曾专门对“黏性”信息进行过研究，他们设计出一种简单的方法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与筛选，并在一本名为《让创意更有黏性：为何一些想法能幸存而另一些却消失了》的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环保主义者经常因为不能在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进行有效沟通而深深自责。通过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奇普·希思的专访，或许环保主义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免费的咨询意见。
戴维·罗伯茨（罗）：您在书中谈到了所谓“知识的诅咒”，能否对此作一解释？奇普·希思（希）：“知识的诅咒，负面影响的一面。比如，现在我们主要说的是专业知识中具有让一个内行去扮演一个外行的角色，让他去给一个外行阐述清楚一个内行人觉得很简单的道理，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你的计算机出了故障，希望得到计算机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会把故障的原因告诉你，但是你可能对他所讲的一些复杂和抽象术语一窍不通。因为这些专业人士完全不了解我们这些人对电脑知识的了解到底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无知程度－这就是所谓“知识的诅咒”。现在的那些环保主义者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计算机专家一样，他们花费多年的时间去了解各种环境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去利用这些差异更好地进行环境的保护工作）。如果试图把你所知道的信息传达给没有这些背景知识的人，你首先必须克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知识的诅咒“这个东西。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要真正克服“知识的诅咒”，还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就导致许多更为绝妙的想法无法得到传播。显然，不少人的头脑中都有很奇妙的想法，但是等他们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却远没有那么精彩了。
罗：那您怎么去克服“知识的诅咒”呢？
希：我们在书中谈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对它的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感到惊讶的地方，从南到北是如此宽广，从海洋到山区应有尽有，所以你可以享受到各种小气候，欣赏到独特的动植物品种。自然保护区在加州的地图上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40%的物种达到了生物多样化的标准，但是其中9%的物种正濒临消亡的危险。
现在说一说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事。以往地名的命名方式是在买下土地后再推向市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很容易理解，对你的雇员也好说，与捐赠者谈论也很容易。然而，现在这种做法不时兴了，因为现在你不可能用先买再卖的老办法去购买40%的加州土地了，你没那么多的钱。
为此，人们不得不想出一种生动感人的做法。他们必须充当经纪人，把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些人。但是让他们感到头痛的是如何去说明这个复杂的间题。最后，他们采用了一种对地貌景物进行解说的做法。
比如，他们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对它进行命名，然后对人们说，这是“汉密尔顿高地原野”一一硅谷周围的一片区域。事实证明，这是除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以外加州北部最大的一块处女地，但是硅谷的扩张计划正在吞噬着它。
事实上，当他们一开始谈论“汉密尔顿高地原野”时，当地的环保主义团体就把它列入了保护计划并写进他们的议会游说词中。硅谷当地的一个名为Packarcl基金会的组织还准备捐款拯救“汉密尔顿高地原野”。
罗：他们自编了“汉密尔顿高地原野”这个名称？
希：汉密尔顿高地是当地的一座小山峰，那里有一个观察站。他们原本是借用它的名称和特征来说明抽象的东西。对于复杂的事情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
罗：环保主义者该如何去解释全球变暖的事呢？迄今为止似乎办法不多。
希：对这方面的知识我知之不多，但是如果你注意一下全国范围内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你会感到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关于腿风的论文后，气候确实处在变化之中。气候的变化与新奥尔良腿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下子为人们具体地描绘出气候变化状况打开了一条思路。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办法——具体而形象地为科学作一番真实的描绘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希思兄弟合著了《让创意更有黏性》一书
罗：关于全球变暖问题，多年来人们在谈论中犯了一个错误。科学家们知道1华氏度的十份之七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0.7华氏度，如果它确实对人类有关系的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我的意思是，我生活在加州，早上的气温从40华氏度开始，到了中午，气温上升到70华氏度。那么在一天30华氏度温差的变化中，0.7度意味着什么？
希：在斯坦福，我的班上有一位来自伍兹（环保）研究院(Woods Institute)的学生，她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她写道，你知道l华氏度意味着什么?I华氏度意味着在阿肯色州的一种鸟类的繁殖期缩短10天，而整个繁殖季节是35天。或者说，这影响时间的I华氏度意味着新英格兰的白桲林向北退后了100英里。
罗：您是否感到这就像您精于传递信息一样？这是一种技巧吗？
希：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技巧。我感到似乎我精于此道。然而，最大的好处是，我走进实验室——在斯坦福社会创新中心我们设立了很多的实验室，我们把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非赢利组织集合在一起一一问他们：“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作为捐赠者该向你们这些组织提供这一切条件？”对此类问题，他们感到特别难以回答。
作为不知所云的外行人，我们在这些组织身上试验的最大效果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迫使他们不停地说，不停地提问，直到他们做出一些形象而具体的表述为止。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清晰明白地把该组织内部引人人胜的事说出来。这只是一个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并与检验表进行对照的问题而已，然后你会说，哦，这还不够具体，或者能不能用一个故事去叙述它呢？
我欣赏比尔·麦克多诺(Bill McDonough)所说的关于Rohner纺织厂的故事。由于该厂在印染过程中使用化学制剂的缘故，瑞士政府责令该企业把织物中的有害物质清除掉。后来，通过污染治理，该厂的废水清洁度居然比工厂进水还要高。这是一个为数不多的故事——不少团体没有用心去学习和宣扬我们所提供的成功范例。
如果你是一个吸烟者，而我对你说起有关肺癌的事，你能做的有两件事：第一，你可以作出改变，戒掉你手里的香烟；第二，经验告诉我们，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通常的表现是你拒绝我。商业广告向你展示被熏黑了的两肺—一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改变你的行为，也可以不听那些商业广告所说的。
我们在环保领域内仍处于被动之中，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正面的宣传效果，但是我们还不清楚人们是否认为我们还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向人们灌输一种责任意识。
当你与某些人谈到吸烟间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此以后就不再吸烟，这样做可以解决他们的吸烟问题。但是，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你将不得不花费50年到100年的时间去说服所有的人去做这些事——那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我们说理的过程中，我们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我们有极大的热情去帮助一位挨饿的7岁非洲小女孩，但是却不会想到拯救2100万将死于饥饿的人们；而当后一个问题变得更严重更复杂时，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没有类似像帮助这种7岁女孩的事情可以做？
希：有的，比如Rohner纺织厂，有自然保护主义者的汉密尔顿高地原野”，还有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的吉祥物一大熊猫，人们为保护大熊猫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当谈到气候变化时，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很多的故事。科学家们知道这些故事，比如当冰盖融化时，什么样的动物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这又会对地貌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说全球变暖引发了“卡特里娜”飓风，那会产生误解。但如果说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所以类似“卡特里娜”飓风事件的发生概率正在增加，这是绝对正确的。就犹如开车时你不系上安全带，那么你的死亡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