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丁肇中家的庭园与丁肇中的合影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在我采访过的科学大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从2002至2004年间,我多次采访了丁教授,还应邀访问了他所在的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并有幸到他家里做客。对丁肇中的科学精神和风格魅力,我有着直接的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

  2002年秋,丁肇中教授来沪访问,期间他应邀到《文汇报》做客。在文新大楼46楼会议室,他登高远眺,兴致甚浓,尽管是第一次与丁教授面对面的交谈,我还是打破了拘谨,即兴提了几个问题: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您如何看待实验与理论的关系?
 
  “实验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需要实验的验证。得不到验证的理论,最终只能被否定。所以,实验可以推翻理论。”
 
  ――前不久,霍金来中国,引起了公众很大的关注。那么,应该怎么来看待霍金的理论呢?
 
  “霍金是一位很特殊的人才。但是,即使霍金的理论,也应该由实验来检验,才能知道是否正确。”
 
  ――霍金的理论,建立在宇宙是通过大爆炸产生的这样一个学说基础上,这个大爆炸理论能够得到实验证明吗?
 
  “我们虽然无法重现一次宇宙大爆炸,但并不等于不可以验证。宇宙早期的大爆炸,只有当正物质和反物质碰在一起时才能产生。所以,能否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是检验大爆炸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如果找不到反物质,对宇宙通过大爆炸产生的理论,就要重新认识了。”
 
  ――从哲学上讲,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但现在认为到夸克很难再分了;那么,夸克是否是物质的最小组成?夸克还可以再分吗?
 
  “我不知道。这要靠今后的实验来说话。科学是不断发展的,100年前,谁能知道有这么多的基本粒子,还有夸克;那么,再过100年来看物质的结构,肯定会比今天的认识又要深入得多了。”
 
  ――现在有人对光速不变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光速可以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又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您是一位知识面非常广博的科学家,但我发现您经常说“我不知道”,刚才您就说了两个不知道。您为什么说不知道呢?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一片笑声。我没想到,就因为我提了这几个问题,尤其是那段“我不知道”的对话,让我从此走近了丁肇中。
 

“一进实验室,就像到了家里”

  第二天下午,丁肇中赴交大闵行校区参观物理实验室,他让秘书邀请我同往。尽管上午还在复旦为学生作报告,中午又没有休息,但一进入物理楼的实验室,他立刻两眼放光,精神焕发。
 
  实验室里的师生们很快发现,今天接待的可不是一般的贵宾。他太熟悉物理学的实验室了,有时,还没有向他介绍完,他说了句“这我懂”,就弯下腰,仔细地察看仪器,问出一连串相当专业的问题。他察看仪器的神态,真是非常动人:或弓着背,弯着腰;或蹲下身子,侧着头;仔细看时,他总会摘下眼镜,双眼向前凑得很近很近,用手里的镜架轻轻地抵住下唇,活脱脱地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车间老师傅,边看边捉摸。这时,他的眼神非常丰富,有会心思考、有难以觉察的满意或不满意;有时,还显得有一点调皮甚至狡黠,那往往是一些很不惹眼的细处被他捉出了问题,而主人则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人们很快发现,丁肇中教授的眼光,实在厉害。他对物理学实验室了如指掌,不止一次,主人还没有向他介绍完,他就不客气地说“我懂”,与他昨天说“我不知道”正好相反。然后,他弯下腰,仔细地察看仪器,问出一连串很细致的问题:“这里的表面误差是多少?”、“温度控制在什么范围?”好几次,都把介绍的老师给噎住了。当向他说明,这在允许误差的范围之内时,他不满意了:“0.1度的误差,能控制0.01的精度吗”?
 
  走进学生实验室,他又一脱刚才的严肃相,一会儿在显微镜前凑近镜头仔细观看、一会儿在一个装置前动手试几下,就像回到了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时代。他很称赞交大的学生物理实验室,问:每个学生要做多少次实验?实验算多少学分?他说:对于了解基本物理,实验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到了实验室,就像到了家里一样。
 

 “我是不允许有失败的”

丁肇中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我又随他到了北京,参加阿尔法磁谱仪2号(AMS―02)研究项目的一次工作会议,任务是汇报和讨论由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电磁量能器的进展情况。电磁量能器位于探测器底部,由于上面还设有多个探测器,所以到达电磁量能器的粒子,其能量和穿透力都比较强,能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粒子。
 
  丁肇中端坐在面对报告席并可环视整个会场的左侧,面前是一个弯曲的话筒。他一反前几天在上海演讲、座谈时略带幽默的轻松神态,一脸严肃。会场上没有一丝杂声,谁要是悄悄地交头接耳,那怕声音压得再低,他都会立即投以责备的眼光。会议是讨论式的,专家们可随时插话,向报告人提出问题,丁肇中用手示意,让这个发言,或让那个“Stop”。他的指令带有很强的权威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管你职务多高,没有谁敢不听。我几次发现,连来自美国宇航局的专家,正讲话到兴头时,被丁肇中一声“Stop!”,也只得立马停下,虽然脸上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
 
  报告人更像是在接受考试的学生,不仅要明确地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必须有根有据,不能凭想象或推测。一位中科院博士,在报告中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说可以提高探测器测得粒子的效率,丁肇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但他回答得不能令人满意,立即被丁肇中否定了:“No, No,你下去吧”,不留一点面子。第二天,我与丁肇中教授聊起了这件事,他对我说,在AMS这样的大科学项目中,任何一点疏忽都是不充许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要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AMS项目虽然是探索性的,是全新的,但是涉及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不能冒风险,要有充分的把握。我是不允许有失败的。
 
  我不由得问: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但您不允许有失败,这怎么理解呢?丁肇中说:在AMS这样的大项目中,无论哪一处技术细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行。你犯的第一次错误,也就是最后一次错误。所以,我们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慎之又慎,每一处技术细节,都要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设备部件,都要经过严格的测试。你看我们这次开会,对于每一技术问题,大家从各个侧面进行细究,从中又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样的会,我们经常开,没有哪一次可以“圆满成功”,划个句号。总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姚诗煌

坐落在法-瑞边境的日内瓦欧洲粒子研究中心

 

  讨论直到中午12时半,大家才到隔壁房间用餐,每人一个盒饭,丁肇中和大家一样,端起饭盒,坐在长条桌旁吃着,边吃边聊天。这时,他又成了一位慈祥、幽默的长者。下午一点左右,会议又接着开始,中间根本没有休息。我很钦佩丁教授的工作精神,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跟着丁肇中,就得有连续工作的准备。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5、6个小时是常事,实验最紧张的时候,接连两三昼夜不出实验室。
 

“我只做一件事”

  第二年(2003年)4月,参与AMS-02计划的科学家要在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举行一次综合性的汇报会,丁肇中邀请我去参加。会间我曾问丁肇中:现在大家很关心AMS-02究竟能否找到反物质的粒子,或发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对此,您的把握如何?丁肇中回答说:将这样一个重达7吨的探测器送上太空,去寻找反物质粒子,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和尝试,所以任何发现都将是新的,都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至于反粒子能否找到,我现在不知道,但关键只要仪器的灵敏度和质量好,那么放在空间站几年,是可以有所结论的。
 
  由于“哥伦比亚”号失事,航天飞机的发射到2005年才恢复,AMS-02的升空被多次延迟,以后美国又宣布航天飞机将陆续退役,而在最后几次飞行中,AMS-02能否排上,更成为变数。尽管前景莫测,但丁肇中始终没有放弃,并精益求精地对探测器进行改进和完善。丁肇中曾对我说过:这些年来,我谢绝了一切的邀请,也不担任顾问等任何职位。我只做一件事。我空下来就在想实验的每一细节,反复想,想得很具体,一发现问题,我就会立即打电话,给德国、意大利,或别的国家的科学家,与他们讨论,有时请他们过来。我基本不看文件,甚至很少看书。书都是别人写的,讲的是已有的知识,而我们做的事完全是新的,是别人的知识所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所以,我说只做一件事情。
 
  一位已负盛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年过六十以后,竟然还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项充满风险的探索,尤其在当前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丁肇中对科学的执著和坚韧,确实令人敬佩。丁肇中曾这样说过: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的,而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源和长远的眼光。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没有对基础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
 
  无疑,丁肇中是一位目光长远的科学家。如今,AMS-02已顺利到达了国际空间站,大量的数据开始传至地面,丁肇中和他的科研团队已转入海量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他们将发现什么?全世界都将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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