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顺是我新近认识的一个启明星朋友，作为在研究型大学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勤勉、科研上的成就或许在同龄的科技启明星中并不算特别，但是我在了解了他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经历和对问题的看法有其不寻常之处，正是这种不寻常使得一位来自山东莱芜农家子弟能成为如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从事蛋白质组学研究的研究员。

 

　　话再说回来。王立顺当年本科是在泰山医学院就读，这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地方专科院校，渴望得到真正大学教育开阔知识的王立顺，本科毕业后经本校一位免疫学教授的指点考到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免疫学专业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当时该校是教育部第一批免疫学硕博点，但是不在一线城市的大学，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相对少、视野受限等带来的影响对一个有追求的学生来说很难长期忍受。到了博士阶段，期望改变的王立顺终于有了机会，他的一位同学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去读博士了，彼此一交流，那里的环境对王立顺很有吸引力，他遂和导师商量，开明的学校和导师同意他去北京基因组所做肿瘤蛋白质组学合作研究，这样他从2001年至2003年在该所呆了三年。

 

　　请读到这篇文字的人们稍加留意两点：王立顺去北京做合作研究的时间和地点。对中国近十几年来在生命科学，特别是在基因组研究领域的发展稍有关注的人们可能不会对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组测序、中国参与该计划1%工作、北京华大基因等词汇非常陌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立项推进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计划用十年时间，30亿美金对构成人体的30亿个核苷酸作逐一测序分析，这是首次试图对人体自身作全面了解的宏大科学工程。开始中国人并未参与其中，到了2000年，该计划进入最后阶段时，主要由于一个叫杨焕明的中国科学家的努力，该国际计划的发起者同意人口大国中国在最后阶段加入到这一计划，并从日本等国的任务中分出整个计划的1%，即3 000万个核苷酸的测序任务交由中国完成，这样中国成了该计划的六个参加国之一。

 

　　此时离原先预定的测序结束时间仅剩一年多。杨焕明接回的任务后经过官方认可，成为中国国家的任务，这以后就有了南方和北方两个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也得到了国家资源的帮助，但是承担1%重任大头的是杨焕明背后的支持力量――华大基因。华大基因实际上是一个民营的科技研发公司，正是这家机构当年发出了“宁愿砸锅卖铁，也要确保完成1%测序任务”的悲壮声音，当然自从这件事上升为国家意志后，他们的日子就逐步好过些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科学家最终提前并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承担的测序任务。随着这个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家喻户晓，华大基因及以其为主组建的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也在国内外爆得大名。

 

　　王立顺就是在基因组测序最高潮时参与到这一团队的，这也使他有了别人难以有的机会和体验。王立顺说他一到华大基因，看到一个与自己原来所在的学校完全不一样的科研环境――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富有魅力的团队领袖，仪器都是新的，不用担心科研经费，还能经常听到最牛的人的报告――甚为激奋。

 

　　蛋白质组学是随着基因组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很新的技术密集型的学科，相关的研究必须借助一些全新的仪器设备，因为是起步阶段，能操作这些仪器的技术人员非常缺乏，这就需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自己摸索如何会摆弄和操作质谱仪、蛋白质分离仪等设备，“那些考进来的研究生会觉得这里的条件不具备，因为传统科学认为这些是技术人员做的事，研究者来做这种事有点浪费时间。”

 

　　王立顺并没有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没有8小时上下班的概念，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这也使得他成了最早掌握质谱仪等新引进设备的操作者，也使他能尽快利用这些设备实施课题。王的这些付出给两位导师刘思奇、王融印象很深，博士研究生学业结束后他们邀请王立顺留所工作，当时能留所工作是很难的，这样2003年7月，在回母校参加了食道癌蛋白质组学博士论文答辩后，王就留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工作。

 

　　回顾这段经历，王立顺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虽然拿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大学后并入吉大）文凭，但博士三年完全是在科学院受的训练。”他说如果没有这三年的经历，他很怀疑自己还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多远。

 

　　在基因组学研究所呆了半年，完成了肿瘤蛋白质组学的课题后，王立顺到美国一家质谱公司做了大半年研发工作，该公司是研发能直接检测血清中的肿瘤标记物的质谱仪的专业公司，王立顺说他注意到这家公司是因为美国一位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的文章就是用这家公司的仪器做出来的。正是在和这家公司的客户联系时，王立顺认识了上海交大医学院的陈国强教授。几番交谈，王被感染力极强的陈国强所倾倒，这样在2004年7月，王立顺就南下加盟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病理生理教研室，成为陈国强教授团队的一员。王立顺的研究方向是当时正开始升温的蛋白质组学，具有宽阔学术视野的陈国强教授当时已在计划筹建蛋白质组学的平台，并已购置了仪器，而王立顺所具有的研究背景正是陈所要的。

 

　　经过8年左右的积累，王立顺作为课题组长负责的――基于质谱的功能蛋白质组学和化学蛋白质组学研究――已成为上海交大医学院“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四大方向之一。如今王立顺已经有了自己的课题组，有了实验室，有了一批可以做更精细的蛋白质组学研究的装备。王在带我参观实验室时特别让我看了他们2009年引进的LTQ orbitrap设备，王立顺介绍说，这是一种目前最高端的质谱仪，相当于一杆极灵敏的秤，分子原子层面上所讲的重量通常是以道尔顿为单位（1个道尔顿的重量相当于一个碳原子的十二分之一），这台高灵敏度的仪器能感知百万分之一道尔顿的细微差别，一种物质用这种质谱仪一测，就能感知该物体的身份特征，每个氨基酸都有一种特定的质量，如丙氨酸的分子量为71.037道尔顿，只要称出的东西是这个数值，那么它是这一物质的可能性就可以达到99.99%以上。可以说质谱的精度决定了你能否做出精细的分析。

 

　　王立顺说，他们正在探索用这个设备做蛋白质翻译、修饰方面的工作。这台质谱仪虽然很灵敏，但有不少翻译和修饰的东西不能做，因为它不能把目标物富集化，所以王立顺他们在做质谱分析之前要把丰度很低的目标物富集化，正在考虑做的事还有建立翻译修饰微阵列（PTM array），以发现特定的目标物。关于这件事的意义王打了个比方：犹如在一次交通事故后，其他蛋白可能只是旁观者，我关注的是交通警察。

 

　　就学科研究方向而言，王立顺从事的“化学蛋白质组学”研究，是从蛋白质组学角度开展化学生物学研究。关于这一研究的特色及意义，王用“个性化药物”为例作了介绍，“有些药物对不同人群的敏感性（药效）不一样，目前已知的药物靶标90%以上是蛋白质。药物靶标的识别和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是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我着手做的是把蛋白质组与线虫结合起来，能很快找到对某种药物影响其敏感性的特定基因，进一步再找到适合的人群。我们发现了一类对肾癌特别敏感的化疗药，可能影响其药物敏感性的约有数百种相关基因，传统的药物筛选做到这一步就很难做下去了，我们是用蛋白质组的手段和线虫模式动物结合，借助线虫一个个测这上百种相关基因，最终能锁定特定的目标，这也是我这次启明星研究的内容。”

 

　　说到这里，王立顺有感而发地谈了他对启明星计划的感受：“这种实用性很强的技术就是因为启明星这种人才资助计划才能做下去，其他的研究课题资助通常都要申请者把技术细节讲出来才决定是否支持，很多时候技术细节一旦披露就很可能使事情难以做下去，所以往往令申请人望而却步。而以人的培养为本的启明星计划不要求讲出技术细节的做法使得申请者能打消这方面的顾虑。”

 

　　到上海交大医学院后，王立顺已在蛋白质组学领域排名前三的期刊J Proteome Res和Proteomics发表论文10余篇。近5年来，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人获得国家自然基金3项；国家863专题课题1项；上海市科委课题2项，并作为学术骨干参与973等重大项目。作为研究集体主要完成者之一，王立顺先后在2003年获得2003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7年获得上海市医学科技一等奖；2008年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星；2011年获得启明星后和上海交通大学晨星计划A类。2010年，王立顺被学院聘为研究员。

 

　　王立顺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方向的理解和思考，读者可参见他本人在本期杂志上的综述文章。作为访问者，我想说的是，王立顺今天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上，虽然期间有贵人相助（泰安医学院那位免疫学教授、白求恩医科大学他的导师、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刘思奇等老师，特别是引他进上海交大医学院的陈国强教授，陈现为交大医学院院长），但他个人的努力和准备亦是最重要的内因，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到，王立顺不安于现状，他果断地抓住了基因组学研究的机遇，这使得他成为较早接触并理解蛋白质组学研究意义的一批人，而在此过程中他不计较个人待遇得失，埋头苦干，终于脱颖而出。由此可见，善于和勇于抓住机遇、踏实肯干，永远是一个青年人能有所成就的不二选择。我也在这里和许多读者一样期待王立顺心想事成，期待他们的研究能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