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http://t1.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QPXUDlQasH4Msbj18fMrCfS58DA7BvU4BVsohgjGo-xjdTwlMY

 

  本期《世界科学》“书评”栏目选介了几本物理学领域的新书,有史蒂文·温伯格的量子力学教科书,肖恩·卡罗尔和吉姆·巴戈特风格迥异的“上帝粒子”传奇故事,还有菲利普·舍韦倾情打造的弗里曼·戴森传记。其中,除了巴戈特是物理学局外人,其他作者,包括传记人物戴森在内,都是知名的物理学家。另外,正如舍韦对弗里曼·戴森的评价,他们都还有作家的头衔、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的热情,以及成为当代艾默生的追求。
 
  科学家传播科学文化并不鲜见,像卡尔·萨根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就以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为世人熟知。戴森和温伯格则在取得顶尖科学成就的同时,以其高超的洞察力完成了对科学的文化思考。戴森是量子电动力学的巨擘,身兼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生物学家数职,其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宇宙波澜》《全方位的无限》等科普作品本本好看;温伯格197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出版过《最初三分钟》《亚原子粒子的发现》《仰望苍穹》等科普作品,其中《最初三分钟》被译成23种文字,成为科学文化的典范。
 
  科学与人文一向被认为存在冲突,C.P.斯诺1959年提出“两种文化”说,倡导科学文化,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鸿沟有待填平;1987年乔治·莱文编纂《一种文化》文集,试图表明科学和文学的紧密联系;1996年“索卡尔事件”引发科学大战,是后现代视野中科学与人文的一次重大冲突,许多科学家,包括温伯格,都参加了这场科学保卫战,影响极其广泛;到2001年,后现代思想者拉宾格和柯林斯发表《这样一种文化》,希望可以启动基于宽容与对话的科学和平路线图,超越对科学大战的误解。
 
  被称为“文化经理人”的约翰·布洛克曼对此的理解倒是简单和独特的,在其1995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中,提出“经验世界的那些科学家和其他思想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说明性的写作,他们取代了传统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可见的深沉意义,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本质”这样一种理念。科学家成为科学文化的布道者,书中,保罗·戴维斯、理查德·道金斯、罗杰·彭罗斯和马丁·里斯等23位科学家和思想家,用直接的方式与一般大众沟通了他们新鲜的或者带争议性的想法。这“第三种文化”也许恰恰就是科学文化的魅力所在。
 
  本期“科学界新的诺贝尔奖”一文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如今“新奖”如云的科学界,若为推广科学,大奖就应当属于科学的传播者。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弗雷德·库珀透过YouTube网站,看到公众已经转而向科学名人――加来道雄、布雷恩·格林和肖恩·卡罗尔,而不是向基础物理学奖的获奖者学习物理学。这三位也是本刊报道的常客,他们在致力于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同时,正以极大的热情与公众分享着他们心目中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