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亚戴尔（Michael Yudell）的《面具下的种族》和罗伯特·苏斯曼（Robert Sussman）的《种族的神话》可以解读为对前《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的《麻烦的遗传》一书的并非刻意的反驳，该书出版时，作者们仍就职于媒体。韦德的书是其中言辞最犀利的，但所有这三本书都在辩驳、纠结于证明（韦德的书）或反对（另两本书）种族具有生物性，因此是“真实存在”的观点。这个问题是个死胡同，远离了这场辩论真正应该谈及的核心：人类社会平等。

 

　　种族当然真实存在――问问任何一位非裔美国人。它起源于遗传科学出现前，有各种表型和模型。这些与单倍型，遗传变异族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在遗传学角度看是“真实存在”。然而这些关系基于不同的判断。韦德引用人口遗传学研究中对三种基本种族的确认：高加索人、非洲人和东亚人。在其他地方，他引用的是五个种族，另外加上澳大拉西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或者七个种族，那就把高加索人分成欧洲人、中东人和印第安次大陆人。今年《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19个“祖先分支”，包括莫扎比特人、卡拉什人和维吾尔族人。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和其他科学家们已经揭示出，潜在的人类遗传变异是一系列梯度渐变。一个种族是否又如何解析其变异，取决于它的教养、倾向和文化互渗。因此，种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种族是遗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是“真正”遗传的。

 

　　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序列的完成令一些乐观主义者们预测了种族的结果（其中之一，由克雷格·文特尔为亚戴尔的书写了前言），在生物医药领域用这样的术语实际上越来越多。对于临床医师来说，种族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尽管我们每个人从遗传角度和表观遗传角度是独特的，我们的祖先在我们的基因组里早已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因此，在个体化医药发展中，临床医师使用人们熟悉的种族分类，例如“黑色”或“德系犹太人”，作为基因型的粗略标志。对他们来说，种族的现实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诊断和治疗。

 

　　关于种族的遗传事实的争论并非主要从科学的角度，而是社会的角度。它们利用科学的文化权威，这是公认的社会理解世界的最客观的方式，把它当作一块意识形态显性或隐性推动下事态的遮羞布。这三本书辩称，如果关于种族的证明或反证明是科学性的，就一定是正确的。作者肯定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对手肯定就错了。

 

　　在韦德看来，科学证明了种族是遗传的。与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合著的《弧线排序》一书（1994）类似，韦德在他的书中顺理成章地展开看似合理的观点：人类仍在进化，书中结尾部分的逆行结论是，欧洲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主要因为遗传学上来说，他们最开明、好奇、创新和勤奋。同样，韦德的书特别强调了一个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种族主义的悠久历史，尤其是特许成立于1937年的先锋基金，用于“支持遗传和优生学问题的研究”；按苏斯曼的说法，它仍在全力投入优生学和种族研究。尽管有着明显带有政治性的资源，韦德坚持认为他的论点是基于非意识形态的科学。八月八日，139位人口遗传学家联名签署了一封给《纽约时报》的信件，说明韦德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几位的言论还成为韦德书中的依据。以前有些科学家的工作他认为是“科学的”而非“意识形态的”，那些人现在站出来反对韦德的书，于是韦德也谴责他们存在政治动机。

 

　　相比之下，“种族现实主义”和“人类生物多样性”组织对韦德的书很有兴趣。例如，《美国复兴》杂志编辑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赞同韦德的观点，用泰勒的话说，“外国援助可能是浪费，因为贫穷国家并没有所需财富体系的基因准备。”种族现实主义运动的其他支柱，如Stormfront网站和作家约翰·德比郡（John Derbyshire），都为韦德的书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论。

 

　　无论对于研究公共卫生的历史学家亚戴尔，还是文化人类学家苏斯曼，科学证明种族是文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人都对优生学、科学和涉及到人类遗传改良的社会运动投入了相当大的空间。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和纳粹德国，优生学运动为科学种族主义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然而，在关注美国运动最厚颜无耻的领导者这方面，如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和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等，亚戴尔和苏斯曼都太过于简单化。优生学所涉及的远不止种族这个方面。最近的科学研究已经有证据证明了美国和英国优生学理论的普遍性和适应性，以及优生学与种族、公共卫生和女权运动相混合的复杂方式。比如，苏斯曼和亚戴尔讨论二十世纪初期，知名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W.E.B.Du Bois）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优生学所做出的努力。但两人都没有提到他对黑人“劣生学”的关注和他提出的“有才能的十分之一”运动，该运动旨在确定“黑人民族的精英”。并非所有优生学都是种族主义，大多数的种族主义不是，或不完全是优生学。

 

　　对亚戴尔和苏斯曼来说，优生遗传论的矫正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由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提出。博厄斯从现代意义上创造了文化一词，而且成为种族在生物学概念方面最大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学生们通过对人类差异完整的文化定义，来研究人类社会。博厄斯发现，人们一直认为与种族自然相关的头颅特征是营养和全面健康差异的结果。苏斯曼和亚戴尔坚持认为，博厄斯式人类学研究科学地证明了种族不是遗传的。

 

　　后来他们的观点出现分歧。有可能的机会，苏斯曼变得更好辩，而亚戴尔越来越保持沉默。前者回顾科学种族主义的历史，激情描述了先锋基金产生的持续影响。相比之下，亚戴尔书中的章节梳理了种族主义脱离种族科学的轨迹。

 

　　亚戴尔充分地分析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关于种族的陈述报告，一系列有争议的、力求有理有据证明种族的科学道理的多学科的报告，同时谴责出现于1950年的种族主义。该项目中的作者们分裂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由博厄斯的学生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为首，认为种族是虚拟作品，是文化的产物。另一派坚持认为，遗传学说明种族是真实存在的。才华横溢的人口遗传学家狄奥多·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学术上支持种族的遗传学概念，但伦理上支持反种族主义。用亚戴尔的话说，“杜布赞斯基的自相矛盾”在于如何拯救生物种族理论，而非听上去所谓的种族主义。亚戴尔深刻地总结道，他没有这么做，我们也从来没有。

 

　　呼声高扬、学术严谨的反种族主义必须严格评估种族的生物依据和文化依据。人们必须承认，种族科学的工作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且，恰恰“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不能将历史的角色放在道德绿屏前，去扮演当代价值观的形象。”相反，它必须用一丝不苟、善解人意的历史细节，为每一个场景创造条件。这样才能让本质上主观的、有个人偏见的“种族优越性”的科学研究就此引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