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宣布了七名做出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获2016年诺贝尔科学奖的各类奖项，现在让我们来关注那些曾获得大量诺贝尔奖提名，但从未接到过梦寐以求的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提名档案的保密期至少为50年，一些已到解密期限的较早记录会在一个在线数据库上公布出来。《自然》杂志对公布的诺奖档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受到“最不公正待遇”的“获胜者”是加斯顿·雷蒙（1886―1963），从1930到1953年期间，他被提名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次数多达155人次（1953年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信息解密截止的最后一年），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评委的“惠眼识珠”。

　　雷蒙是一位法国兽医兼生物学家，20世纪20年代开发了白喉疫苗，当时白喉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他用福尔马林灭活致病毒素，开发了对病毒毒性进行弱化处理的疫苗，注入人体后可引发免疫反应，从而让人体产生对这种疾病的抵抗能力。以雷蒙研究确定的标准剂量大规模生产的预防白喉的接种疫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另一位在白喉研究中做出关键性贡献而在诺奖角逐中亦未如愿以偿的科学家是埃米尔·鲁克斯（Emile Roux），鲁克斯是一位法国医师和白喉研究人员，在1901至1932年间曾获115人次诺奖提名。19世纪晚期，鲁克斯与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一起发现了白喉细菌毒素，导致鼠疫的耶尔森鼠疫杆菌就是以耶尔森的名字命名的。

　　另外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联合开发了狂犬病疫苗的鲁克斯与雷蒙错失诺奖机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几次诺贝尔奖已被授予了在免疫学和传染病预防上有所发现和建树的科学家，研究诺贝尔奖档案的病毒学家、1997到2003年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任常任秘书长的埃尔林·诺尔比（Erling Norrby）说道。例如，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因发现含有白喉毒素抗体的血清以及研究出了白喉的血清疗法而获19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在有的情况下，这些科学家之所以与诺奖擦肩而过，与决定诺贝尔奖最终人选的诺奖评审委员会有可能存在或出现的部分偏见或不公正现象有关，奥斯陆大学科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说道。

 

　　根据诺奖评选程序，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诺奖提名进行审议，并提供支持论点。弗里德曼说，早期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主要由瑞典实验科学家组成，他们从事实验工作，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错过获奖机会，如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1904到1912年之间曾获得提名51人次，虽然科学界的支持呼声很高，但却一直无缘于诺奖。提名很多但从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英格尔德爵士（Christopher Kelk Ingold）在1940至1965年期间曾获68次提名，但却可能因为当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理论研究工作并不重视，他关于反应机制的论文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最终也没有机会获得诺奖，弗里德曼说道。

 

　　评审委员会在审议时通常还要考虑候选人在国际上的支持力度，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斯·汉森（Nils Hansson）说道。例如，法国外科医生雷内·勒里什（Rene Leriche）在1930到1953年期间曾获得79次提名，支持者主要来自法国同行，德国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在1914至1951年期间曾获56次提名，大部分支持也来自于他自己国家的科学家，虽然提名甚多，仍与诺奖无缘。

 

　　无可置疑的是，许多科学家之所以错过了诺奖，只是因为有资格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远多于诺奖名额，汉森说道。但关于诺奖提名和审议的那些已泛黄档案中，字里行间中还是揭示了一些出乎意料而令人吃惊的细节。例如，美国医生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被公认为神经外科之父，显然是诺贝尔医学奖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从1917到1939年曾获38人次诺奖提名。汉森相信，库欣未能在诺奖角逐中获胜是因为他的提名信未能公正地评价他所做出的开创性成就。

 

　　“诺奖评审应与任何其他奖项一样，必须要有代表多样化群体的人员参与，没有理由只让某一独特群体来评审决定‘最佳’科学家的人选。”弗里德曼说道。

 

　　诺贝尔基金会每年发布到达解密期限的以往提名的新数据，文中图表是2016年新公布的，除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外的所有其他诺奖提名数据截止至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诺奖提名数据截止至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