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夏禹龙院长逝世的噩耗，我心里一时感到非常压抑。夏院长年长我42岁，我初进社科院时，他虽然每周二、五坚持来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简称“邓中心”），但是其实早已离休；而且我供职于历史研究所，在学术领域与夏院长也几乎无所交集。自2016年初起，因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口述系列丛书”之故，我与他的接触开始增多。因为夏院长的口述单本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由我负责进行录音采访与文字整理工作，这成为我深入了解夏院长学术思想、生平及人格的机缘。

 

　　进院之初，我只是在开全院大会的时候，远远地看到过几次夏院长的身影。记得全院大会一般在年末或年初召开，总之是天比较冷的时候。夏院长身穿深色大衣，身材挺拔，略显稀疏的银发在风中微微摇曳。他走到大礼堂前排，从容就座，然后与周围的人们寒暄几句。这位仪表堂堂的老人，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风度。2005年5月，我参加了邓中心组织的贵阳、遵义考察活动，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夏院长。当时他已78岁，是考察团中最年长者。贵阳至遵义，车程三四个小时，虽然道路修葺一新，却时有颠簸。每到一处后，步行的时间不少，加之每天还须赶回贵阳住宿，人其实颇感困顿。但是夏院长却兴致很高，每每当我们在车中昏昏欲睡之时，他却突出妙语，对旅途中的见闻做一番点评，于是大家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气氛顿时活跃。此外，贵州饮食的口味偏酸辣，外地人初来乍到很难适应，不少人陆续出现肠胃不适症状。然而夏院长却入乡随俗，对贵州菜甘之若饴，直至结束行程回到上海，也未见任何不适。老人身心之健，可见一斑。

 

　　此后几年，夏院长逐渐淡出社科院的日常活动，我难得在院里见到他。直至2014年，院里开始筹划2018年院庆60周年活动，尝试对几位德高望重且年事已高的老领导、老专家进行口述采访。这个活动明显带有“抢救”性质，由历史所的几位中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其中对夏院长的口述采访，则由我负责。这次的口述采访，并不是其后的口述史单本，而是单篇，口述采访时间设定为两个小时，重点是被采访者与社科院的渊源、治学历程等。说心里话，我最初对这项工作并不太起劲。原因在于：此前，我从未有过口述史的工作经历，而夏院长与我之间甚至连相互认识都谈不上。因此，对他进行口述采访究竟是否会顺利，我并无把握。此外，我当时正为评研究员职称而在做关键性努力。上一年，我因被判定成果不够而名落孙山。而口述史工作既费时间，于职称评定又毫无助益。尽管存在顾虑，我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查阅了夏院长的一些背景资料，拟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提纲，和夏院长电话约定时间后，于2014年11月11日下午2时30分携摄像师老杨一起登门，开始口述采访。

 

　　数年未见，夏院长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充满神采，说话中气十足。他告诉我，一次采访不够，两次还差不多。至于内容，要从他进入社科院之前的经历谈起。看来，他已经做了准备。在两个小时的口述中，老人主要谈了自己在“文革”前后的工作经历、人生遭遇，可谓波澜叠起，极其生动。11月18日，依然是下午两点半，我对夏院长进行了第二次访谈，这一次主要是谈他在社科院的治学、工作情况。两次访谈结束后，我根据内容整理了一篇7 000字左右的文字稿，得到了夏院长本人的认可，一些老同志也说一看语气“就是夏禹龙的”。

 

　　不久，黄仁伟副院长约我谈话。他告诉我：在目前上海的宣传系统中，夏院长的经历可谓硕果仅存，如果能将他的口述史加以整理，出版成书，将具有很高的当代史研究价值。而我已被夏院长先前的口述内容深深吸引，对黄院长的说法自然赞同，于是立即向夏院长汇报了这一设想。出乎意料的是：夏院长对此并不积极。此事就此搁置了近一年，直至2015年底，在院科研处主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口述系列丛书”项目正式启动，事情才出现了转机。这一次，我主动承担了夏院长口述史单本的访谈、文字整理工作。我拨打了电话，向夏院长做了汇报，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约定，春节后就正式“动工”。

 

　　2016年2月末，我于时隔一年多后，再次前往位于东安路的夏院长住所，和他商量口述史提纲。与上一次见面时相比，88岁的夏院长虽然依旧精神不错，头脑清晰，然而却动作迟缓，显出了龙钟之态。他其实对如何安排自己的口述史已成竹在胸，但是却非常注意吸纳我这个后辈的想法。我们商量妥了提纲，随即开始了口述采访。这一次，没有摄像师同行，由我带着录音笔进行录音。从3月初到6月初，基本上每周一次访谈，共十余次，每次时间在一个小时前后。在口述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也颇为感动的有三点：一、每一次口述采访之前，夏院长都准备了一个书面纲要，进行口述时，绝不信口开河。二、不厌其烦地找出一些原始文献以为佐证，力求精准。三、对于自己的家世，他显然不愿意多谈，虽然他的家世是颇为显赫的。6月初，口述史单本的口述采访完成，整理成文字初稿，夏院长对内容做了审核，删去了一些他认为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内容。8月，夏院长就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了。

 

　　在此期间，我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梁玲编辑进行了沟通，认为初稿字数只有7万，比较单薄，遂建议夏院长进行适当增补，并准备照片。然而夏院长的身体状况从那时起变得极不稳定，反复入院。2016年12月23日，夏院长刚出医院，就招我前去，将增补的文字二稿交给了我。望着体重瘦了10斤、精神大不如前的夏院长，我百感交集，觉得手里那一叠并不厚的稿子异样沉重。

 

　　2017年3月，我跟随院党委于信汇书记、老干办于涛主任等前往夏院长家中，祝贺其90大寿。当时老人谈笑风生，看上去身体状况尚可。不久，文字清样出来，夏院长又审核了一遍，最终定稿了。5月份，夏院长女婿徐军老师告诉我，老人又住院了。出院后，我前往探望，只见他瘦得厉害。我心中感觉很不好，和梁玲沟通后，决定将二校直接做成样书，送其过目。不久，夏院长再度入院，直至逝世。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满意地看到了《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的出版，了却了一大心愿。

 

　　夏院长出身理工科，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他非常重视在《世界科学》担任主编的经历。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贯穿了夏院长的人生。通过口述史采访、整理、出版的过程，夏院长对我进行了一次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安息吧，夏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