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夏禹龙先生已4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之一。那是1973年7月，我到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工作，虽然这本杂志受到“四人帮”的控制，但编辑部却聚集了一批来自理论界和高校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不得不违心地编写一些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文章，但大家始终关注着国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我也因此耳濡目染，不仅了解到诸如大爆炸宇宙学、信息论、基因工程等现代科学知识，而且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受到了如何做人做学问的熏陶。在几位师长中，夏禹龙更是以博学见长。无论是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乃至宗教文化，他都十分熟悉，每逢周六上午的“学习会”，大家往往抛开上面布置的学习内容，听老夏海阔天空地讲述，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这时，我才知道他毕业于著名的南洋模范中学、圣约翰大学，又长期在宣传、理论、出版部门工作，难怪学识如此渊博；而更让我惊诧的是，他在中学时代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党员；然而，作为一位崇尚自由精神、具有独立思想见解的知识分子党员，在“左倾”思潮占上风的年代，他自然被长期冷落。对此，他曾幽默地对我们说：我既是老党员，又是老“运动员”；早就习惯而无所谓了。

 

　　果然，他又一次被当了“运动员”，原因是有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政治学习”时大谈“山海经”，于是被调离杂志编辑部。不久，“四人帮”粉碎，十年动乱结束，夏禹龙才告别了最后一次的“运动员经历”。重返理论工作岗位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建立了科学学这门新兴学科，并担任了首届中国科学学学会副理事长。科学学作为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科，在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科学事业又亟待复兴的当时，以其理论的先导作用，超越了一般性的学科意义，而具有更广泛的作用。长期的学识积累和对改革开放的满腔热忱，使他在“知天命”之年，怀着报国的拳拳之心，思路纵横、佳作连篇。当时，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与刘吉、冯之浚、张念椿联名撰写的长篇文章，将基于科学发展、时代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传播于科学界和整个社会，对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是，这个被称为“四条汉子”的最佳组合，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驱者。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成立后，夏禹龙担任了副所长。当时，人们经常在报刊上读到他们撰写的关于新技术革命观点的新颖文章，在科学会堂、在学术会议上听到他们关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有独到见解的发言，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室里看到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种种建议。他们的研究工作，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科学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软科学研究的先河，成为国内最早的智库之一。汪道涵市长甫到上海，就听说有个科学学研究所，他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几位所领导，说：这个研究所很好，你们应该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智囊机构，不完全是搞科学问题，政治与科学、经济与科学，都应该研究。（周克回忆录《风雨七十年》）

 

　　正因为夏禹龙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相互关系都有所研究，1984年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又担任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在此期间，他继续关注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长期兼任了《世界科学》杂志的主编。我作为科技记者，经常能在有关科技发展的研讨活动上遇到老夏，聆听到他颇有见解的发言。譬如，他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上海发展的起点，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是靠钱买不回来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出上海应争取举办世界博览会，就像北京申办奥运会一样，申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这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位具有战略远见的学者。

 

　　在与夏老相识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是他的学识、学风及人格品性，都对我影响颇深。我一直把他作为我最尊敬的师长、人生的楷模。2008年，上海社科院为年届80的他举办了“夏禹龙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受邀参加，会上得到一本《夏禹龙文集》，我一直珍藏在书架的醒目处。这次闻悉夏老逝去的噩耗，我不禁捧出了这本文集，望着封面上他笑容可掬的照片、翻看他留下的一篇篇文章，不禁唏嘘不已。上海学术界，少了一位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改初心的智者。夏禹龙老师，我们将永远记住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