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查尔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现身剑桥大学理事会大楼，为年度瑞德讲坛做“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这位从化学转行写小说的英国人脸颊肥圆，双下巴，身姿庞大蹒跚，这让大家打趣说，斯诺除了智力上圆融外，身材也很圆满。斯诺在这场演讲中概要地提出了自己对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未来的一种担忧。他观察到英国的文科和理科正微妙地彼此隔绝并厌恶，尽管厌恶的方式不同。这种文科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障碍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损失，更会影响到现代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演讲随后变得尖锐起来。他嘲讽牛津和剑桥的人文学者是躲在象牙塔内的卢德分子，应该为英国国力下行负责；与此相反，科学家则是乐观派，他们有能力推动国内外繁荣进步，他们从骨子里就代表了未来。斯诺断言，苏联比英国更具优势，因为英国的行政系统被一种专注于向后看的人文视角所统治；而在苏联那边，向前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更有影响力。

 

　　斯诺的“诊断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反对意见、报复文章甚至人身攻击纷至沓来。“两种文化”提法本身就暗示鸿沟的存在，辱骂性口水仗借鉴了这种暗示，深入瞄准到英国在社会阶层、教育、支配力方面既存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分水岭。而从爱国主义立场来看，这场争辩则表示人们开始讨论二战后英国应该把科学与技术的专业人才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其中斯诺很大程度上为技术专家们站台。

 

文化冲击飞跃大西洋

 

　　斯诺的演讲瞬间点燃了英国，一开始美国的反应却显得很冷淡。《纽约时报》直到1960年1月才刊登一篇长评介绍斯诺的观点，该评论已被出版成中等篇幅的书。加拿大地球物理学者威尔逊（J.Tuzo Wilson）怀着对斯诺的敬意，一边说自己熟悉的当代文学圈，一边不痛不痒地反驳了斯诺的部分主张，最后，他断定斯诺的核心论证“还没有人能驳倒”。次月，美国也被点燃。哥伦比亚大学把《两种文化》列入大一新生必读书目清单，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赞美了斯诺的洞见，美国的图书俱乐部则迅速把《两种文化》推荐给他们的会员。最初针对英国特殊国情而开出的“诊断书”现在已经开始渗入美国公共话语之中。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科学焦虑

 

　　“两种文化”在美国获得异乎寻常的重视，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1960年左右国家政策制定方、工业领袖和研究员们对科技持续的、近乎痴迷的关注。那时，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联的刺激下，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决心改革理工科教育。巨额的资金投入加上由太空和军备竞赛带来的人力资源缺口促使大量年轻人进入物理和工程这样的科技领域就学。结果，当人们一想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场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潮，苏联人造卫星发出的“哔哔”声就成了绝佳又持久的背景乐。

 

　　剑桥演讲的第二年，美国的理工科期刊开始出现赞同、引用或驳斥斯诺的评论。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长文赞同斯诺的部分主张，但同时指出他的观点是一种二元的简化主义。类似的评论也见于《今日物理》和《原子科学家公报》。

 

　　斯诺的剑桥演讲不仅使他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成功造就了“两种文化”现象。引用“两种文化”成为一种简短有效的方式用来指涉大家的一些更为复杂的概念与关注，尽管有时也没法做到特别精确。纵观整个20世纪60年代，斯诺的“两种文化”就成了一种万能溶剂，各种担忧、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补救方案都可以被收纳进来。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设想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的部分魔力正来源于这种提法内在的二元性，这也是这句短语至今被人称道的原因。

 

将技术专家人文化

 

　　这些探讨所处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国教育界的改革运动。1945年，曾经是化学家和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康纳特（James Conant）授权了一项著名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研究，其中建议所有学生都接受综合的文科教育，以此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并激发他们更灵活开放的心态。研究强调需要平衡文理科的课程配置，借此规避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现象，即文理科之间互不融通、各说一套的现象。

 

　　对工科来说，接触人文学科更加迫在眉睫。工程师们还在费劲地赢取和科学家平起平坐的专业地位，他们总是被夸张的描述为成一群带点挑衅且“粗鲁、物质、麻木”的人，其够得到的最好的文学与艺术只是“廉价电影和漫画书”。这种对于工程师的典型印象似乎预示了想把未来的技术专家变得“人性化”可能更加不容易。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将他们沉浸在美术中。麻省理工成立了由卓越的艺术史教授和东海岸一些重点博物馆的董事们共同领导的“视觉艺术研究委员会”，希望艺术与人文不只是提供一层“文化镀金”，而且能通过提升工科学生的创造力带来实际的好处。这种呼吁在20世纪60年代末显得越来越紧迫，当时的学生激进分子、反越战人士和大型毁灭性技术系统的批判者越来越使得工程师被贴上“服务大型企业的无道德技术专家”的标签。

 

　　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张力充斥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改革者面前堆积如山的报告中。这些报告可能并没有明显地引用“两种文化问题”这种字眼，其实也不需要引用，因为与斯诺的两种文化概念一样，教育工作者和许多工程实践人早已把促进理工科与文科和谐共处作为值得追求的目标。

 

学术圈外的艺术与科技

 

　　斯诺风暴也席卷到学术圈外。20世纪60年代，从企业实验室、冷水公寓、出版社到美术馆和画廊都爆发出一大批旨在团结艺术家与科学家、工程师的激励措施。这些努力背后的支柱是当时繁荣的经济，使得公司和企业实验室在多年的盈利条件下有能力承担，甚至鼓励他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艺术家为伍。

 

　　1966年，工程师比利·克卢佛（Billy Klüver）和艺术家罗伯特·罗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一起在纽约创立了“艺术与技术实验”，这是当时最知名的艺术化运动之一，为工程师和艺术家搭建平台共同制作出高质量的艺术与技术项目。艺术和科技融合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运动可以解决“两种文化”问题或至少达成一种和解。他们认为艺术非常要紧，不能仅仅是艺术家的分内事，工程师和科学家也得做。

 

Steam：灵感，实用，两者兼备？

 

　　创意性协作是50年前的艺术与技术运动的首要目标，至今仍被企业领袖和大学管理层推崇备至，致力于艺术与科技交互的会议、期刊、社团也越来越多。2010年以来，全国的教育领导人都开始赞赏把艺术和设计加入传统的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与数学（Math）框架，标记为“从STEM到STEAM”，其中“A”代表艺术（Art），这些当代运动正反映了50年前那群艺术与技术倡议者的雄心。不同的是，曾经的协作驱动力来源于繁荣的经济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憧憬，今天“从STEM到STEAM”热情的理由则更加平凡一些。大部分联结艺术与理工科的活动发轫于2008—200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不是没有原因的。政客们总是（错误地）宣称某些学科——比如学戏剧或者历史——是不务实际的奢侈专业，会让人找不到工作。

 

　　与此同时，教育者和政策制定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教育并拿什么去教育新一代的技术人员。一些教育专家再次想到了把艺术纳入理工科课表。此外，融合创造性文化的努力常常暗示技术化艺术（或者说艺术化技术）可以是一种商业创新与盈利的途径，因此，今天的STEAM倡导者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有时会显得更工具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

 

关注共同文化

 

　　斯诺演讲中彼此争执互不兼容的“两种文化”版本传播到美国后几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挑战他的主张。作者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他认为在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的鸿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他所在的小小的人文学院不是有两种而是“恐怕有200种”文化，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可能神秘又狭隘得不可救药。但除了对校园官僚的集体厌倦之外，大家依然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学术自由，尊重证据，相信更多知识、更深理解本身就是一件纯粹的好事。

 

　　理工科和文科的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在于尊重事实证据，尊重按照一定方法来产生事实证据。而今天，不遵守这种传统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果斯诺还活着的话，他也会鼓励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工程师和艺术家一起关注我们共同属于的那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