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一些学生2020年暑期的野外考察工作还未开始就已结束。对于他们来说,这堪称一场灾难。本文将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帮助应对这个在学术界日益严重的问题。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很多大学校园被迫关闭,学者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因此受到影响。校园的关闭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极有可能使部分甚至所有的夏季野外研究工作无法开展。而对于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暑假至关重要,因为此时他们几乎无需承担教学工作,所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数据收集工作,供日后分析之用。

迈阿密兰森大沼泽捕鱼锦标赛

学生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

在过去几年,美国诺瓦东南大学海洋与环境科学系副教授大卫 • 科斯泰特(David Kerstetter)实验室里的研究生们在暑期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工作。左图中,科斯泰特以前的学生诺亚 • 汉森(Noah Hansen)和乔 • 霍恩贝克(Joe Hornbeck)在2013年迈阿密兰森大沼泽捕鱼锦标赛上,从一只海豚身上采集生物样本和形态测量数据。右图中,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系助理教授阿什利 • 达伊尔(Ashley Dayer)实验室的学生对海滩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这类数据收集工作,研究生可以继续自己的学业并获得学位。但是2020年,由于野外考察季可能被取消,研究生将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法来完成项目,或者将毕业时间推迟到目前有资金支持的时间之后。

对于资历更深的研究人员来说,取消野外考察季的确令人沮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热爱野外考察工作,而暑假正是进行调查的重要时间。但对于研究生来说,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个暑假进行野外考察,以收集他们论文研究所需的数据。而无法在暑期进行野外考察,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给这段本就压力重重的时间增添更多的烦恼。“在研究生院,学生们学习如何开展科研活动。他们在学习一名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技能时,需要设计、收集、分析、解释并展示自己的工作。个人收集数据的经验对其日后成为科学家或从事应用性更强的职业弥足珍贵。”达伊尔说。

科斯泰特表示:“数据缺乏意味着能够发表的论文就少,而论文又是从事学术工作的硬通货,它还会影响未来博士生项目的安排与规划。没有实地数据收集的经验,对于任何将来可能从事涉及大量野外工作的研究人员或博士生来说,都会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即使这是由于某些超出人为控制范围的因素造成的。”

尽管今年暑期可能无法收集到新的数据,但许多科学家在原来的项目中还有大量数据未被分析,只是它们暂时仍然被束之高阁。如果需要数据进行分析的学生能够与拥有多余数据的科学家取得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决上述难题,这也是Otlet样本共享平台创立的初衷。Otlet 联合创始人、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社会生态学科学家玛德琳 • 格林(Madeline Green)说:“许多科学家手头拥有现成的数据集,或有定量评价和分析的想法。Otlet决定帮助那些需要研究项目的学生,让他们与拥有可用数据集或者想法的研究人员结对。我们会尽量将学生掌握的技能与所提供的数据集和项目相匹配。在疫情期间,Otlet平台和数据共享服务正在助科学家一臂之力。通过更新现有样本和数据,使那些失去了野外考察机会和实验室时间的人得以继续开展研究并完成他们的项目。”

Otlet通常提供一项服务,为拥有未使用样本的科学家与需要样本的其他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但在此次全球大流行暴发期间,该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让无法进行实地考察的研究生与拥有需要进行数据集分析的研究人员取得联系。

如果学生所寻找的数据与既有数据相匹配,Otlet团队就会与双方取得联系,并让他们自己商谈具体的问题。研究人员也可以注册申请获得Otlet的主要服务——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享生物样本。格林说:“据很多同事说,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用不完的多余样本,这些样本最后都会被扔掉。许多研究项目都离不开生物样本。通过这些样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管理和保护有关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动物信息。从野生动物身上采集样本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都高得离谱,我们希望不再看到样本被浪费,研究机会被错失。目前,我们已经从311种不同的动植物中提取了2万多个样本,它们都非常适合用于研究。”

到目前为止,Otlet团队对他们收到的积极响应感到惊讶。格林表示:“知道我们可以帮助急需数据的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和研究项目,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学生的项目和数据非常多元:有的学生研究沙漠龟的热生态学,有的学生研究用于制衣的纺织品。我们建立了十年的渔业数据集,甚至还有一个关于龙的发展史的项目。是的,龙的发展史是真实存在的,它记录了龙在艺术史上的演变!”

生物科学家对Otlet将服务范围扩展到数据集共享并与有需要的学生配对感到惊讶,他们同时敦促大学在与研究生研究相关的一些制度上灵活变通。科斯泰特说:“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在分析和发表之前就被摒弃或束之高阁的项目数据集。我们作为教师也应该灵活地对待这类项目。例如,如果我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使用了他人的数据进行研究,我就不会坚持要将自己列为最后作者,而这个位置通常是留给主要导师的。我们都应该记住,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自己的学生在毕业时有一件拿得出手的作品,而不是只注意传统的学术细节。这些带有Otlet风格的项目旨在证明,在危机四伏的氛围中,至少学生能够正确地分析数据,并通过适当的表达呈现结果。不要让‘至善者,善之敌’成为现实!”

对于像达伊尔和她的学生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来说,野外考察工作通常涉及对人的采访和调查,而由于实践和伦理方面的原因,有些数据集可能不便于在Otlet上共享。她说:“我不确定如何通过这个特殊的平台开展保护社会学研究,但我很喜欢这个平台。传统上,保护社会学科学家不会共享自己的数据集。虽然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但许多调查数据集可能都只是部分得到了分析。”与此同时,达伊尔一直与其他保护社会学科学家进行合作,以适应新的研究方法,如电话采访和在线调查。他们还定期举行网络电话会议,让同事们分享策略和经验。

英国华威大学访问学者佐伊 • 艾尔斯(Zoe Ayres)一直在为那些错失实地考察的人编写并分享一系列指导意见,她称这些人为“不用实地考察的实地科学家”。对于那些希望在这个特殊时期尽可能做些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无需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做一些事情,包括学习新的编程或统计技能、改进图表和数据,以及撰写介绍性内容等。他们也可以寻找在线演讲的机会,因为很多会议都是在网上进行的,这样可以磨练演讲技能。艾尔斯说:“我之所以写这份指南,是为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利用时间,减少因无法正常工作而产生的内疚感和背负的压力。它与工作效率无关,更多的是关于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寻找新的创造性方法来开展科研工作。在这段时间,心理健康、家庭和朋友必须放在首位。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工作效率自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没有关系。我们要善待自己!”

从本质上说,在这个困难时期,学者们能够为研究生提供的其他帮助,更多的属于制度层面,而非个体层面。科斯泰特表示:“一个直接的、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在现有的联邦研究经费基础上为每一个人再提供一年的工资。那些获得资助的项目已经被预先审查过,其严谨性和价值都有保证。如果有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优质项目就不应半途而废。对于我所认识的许多研究生来说,如果知道自己能够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安慰。食不果腹的研究生形象,能够深刻反映出许多人挣扎于经济贫困边缘的残酷现实。”

尽管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数据收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但每个人都乐观地认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达伊尔说:“看到人们分享他们的忧虑,学习创新的方法,并认识到我们必须共度时艰,这足以令人振奋。”

资料来源American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