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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不明飞行物(UFO)成为新闻,质疑的标准便开始下降。

UFO可能很有趣,譬如51区附近名为外星公路的官方标志;UFO可能很怪异,譬如外星人会用科幻通信设备给母星打电话;但是,UFO可能也事关国家安全,譬如政府项目、阴谋与科技等等。而最终,都与人类有关。

2021年6月,在与国防部长磋商后,国家情报总监向两个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不明空中现象”(缩写为UAP,UFO的官方称呼)的报告。虽然大多数人通常忽略这种乏味的政府报告,但它却激起了人们对UFO的热情——您可以在《纽约客》的封面、《60分钟》《纽约时报》和《政治》的页面以及其他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他们的热情。

如果人们对UFO仍似从前那般兴趣盎然(如同记者报道的非严肃性话题),则新闻标准便会下降。在一些关于UFO的报道中,明显缺乏必要的证据标准。一听到UFO(太有趣了!太怪异了)的消息,许多记者就会竖起耳朵,“喔,真的吗?”他们在没有确凿数据的情况下轻信了消息来源,而忽视了明显的矛盾之处以及鼓动者和政府内部人士的真实动机。UFO报告总是缺乏明确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权衡我们所拥有的证据,坚守我们应用于其他事务的质疑标准。

《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有句名言,“一切均已发生,还将再次发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学家凯特 · 多施(Kate Dorsch)指出,从现代形式上来讲,UFO是一种战后的现象。在这个充满科技军事奇迹的战后时代,潜艇、喷气机、飞行器、导弹、计算机、炸弹等高科技设备不断涌现。多施强调:“从古至今,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能够如此迅速、直接地毁灭自己。”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恐惧,在此背景下,1947年,一位名叫肯尼斯 · 阿诺德(Kenneth Arnold)的飞行员发现,9个无法识别的物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掠过华盛顿州上空。

美国军方最初担心这些物体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但是,当其他飞碟观察报道随之而来后,军方推出了名为“标志”的项目,之后演变成“怨恨”项目,最终成为著名的“蓝皮书”项目。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格雷格 · 埃希根(Greg Eghigian)表示,UFO“从来都不是军事官员的关注焦点。军方通常会非常迅速得出结论:UFO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新闻机构也对UFO现象重视不足。2019年,传播学学者菲利普 · 哈奇森(Phillip Hutchison)和新闻学荣誉教授赫伯特 · 斯特兰茨(Herbert Strentz)在《美国新闻业》(AJ)杂志撰文,对1947年至1967年的UFO报道进行了分析。斯特兰茨表示,大部分报道都是当地报纸的个人目击报告,之后传播到全国各地。斯特兰茨补充指出,编辑最初可能会认为这些新闻不够可靠并缺乏证据,但是,随后美国的其他地方出现更多绘声绘色的UFO报告。因此,“当地的新闻壁垒和专业判断不再发挥作用,转而对以前拒绝的报道敞开大门”。研究人员发现,“按照那个时代的专业标准,20世纪中叶的UFO报道在整体上往往肤浅、重复、愚蠢、不连贯”。

但是,了解军方UFO项目的人并不认为这类报道仅仅是“愚蠢”。在军方调查工作结束后,一位项目负责人写了一本书并指出,军方UFO研究工作缺乏资源和支持。

近期,类似的事件非常多。例如,无人机技术正在飞速扩散,大国竞赛死灰复燃。国防部前雇员路易斯 · 埃利宗多(Luis Elizondo)在2017年告诉记者,他曾主持了一个UFO研究项目,但五角大楼(国防部)却并不了解其意义所在。当科学史学家多施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想到:“都70年了,怎么还是老样子?”

2017年下半年,当《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五角大楼的“神秘的UFO项目”报道时,UFO传奇在21世纪再度燃起热潮。报道指出,该项目由私人承包商实施,并提供了两个关于UAP的海军视频。此后,新一轮的报道铺天盖地,均在揭示政府其实正在暗中开展UFO研究计划。虽然这些报道未明确说出“外星人”字眼,许多人却沉溺于这样的假设,而掩盖了现有实际事实的局限性。许多报道均来自同一信息源头,录像片段和故事情节也都基本相同。

事实是:已经证实五角大楼曾实施名为“先进太空威胁识别计划”(AATIP)的项目。除此之外,一些关键细节仍存在争议,或严重缺乏详细介绍——许多报道对此完全忽略,或只是轻描淡写。例如,媒体普遍认为国防部前雇员埃利宗多是AATIP计划的负责人;五角大楼表示,埃利宗多并未参与该计划。据《政治》(Politico)杂志报道,埃利宗多最近向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投诉称,“由于正直敢言,某些势力正在联合起来诋毁本人名誉”。五角大楼也曾坚称,AATIP并不研究UFO;但是,五角大楼在发给我的最新声明中表示,AATIP计划有时也会使用关于UFO的报告以实现广泛的武器研究目标,但又强调,“审查UAP的观察报告并非AATIP计划的目的”。“黑色金库”(一个政府解密文件的存放机构)创始人约翰 · 格林沃德(John Greenewald)指出,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埃利宗多,均未能对其说辞提供足够的证据。格林沃德已经按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提交了数十份AATIP计划披露请求,并要求提供更多关于UFO的历史文件;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美国政府如何处理UFO事件的书籍。他最近收到了一些可以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OIA)提供的文件,其中暗示五角大楼(当然)可以删除埃利宗多的电子邮件记录,这至少有助于解决部分矛盾。

认真对待这种混乱和主题的故事会提及这样的冲突和复杂,也会提及有关视频和图像的更实际的假设,或提及这样的事实:根据国防部发言人苏珊 · 戈夫(Susan Gough)的说法,五角大楼对UAP的定义是“任何不能立即识别的空中现象”(这可能会直接导致大量的工作)。其他报道则探究了AATIP的起源、主要参与者之间的联系、长期和超常的UFO狂热之情、政治捐款形式的资金及私人UFO研究。

希望看到不包含这些信息的文章?在点击时要当心。因为在许多UFO的报道中,均接纳了“正派人”对信仰的说法,从而沦为“付诸权威”的牺牲品——即把该人的身份作为其说法真实性的保证。例如,在一个关于UAP的《60分钟》节目中,主持人比尔 · 惠特克(Bill Whitaker)采访了负责情报的前助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 · 梅隆(Christopher Mellon)。梅隆表示:“据我所知,UAP与我们无关。”言下之意,某些军事人员发现的UFO并非美国的技术产物。惠特克又问:“那我们知道咯?”梅隆回答:“当然。我对此非常肯定,因为我在国防部担任要职,所以了解实际情况。”仔细探究这些细节很复杂且需要大量时间。反之,在目前的语境和恐怖情况下,关注有趣和怪异的情节更加容易。在传统意义上,保持简单可以创建更好的故事。历史学家埃希根指出,记者“乐于找到将所有内容汇集到一篇整洁、美观文章中的报道方法……在此过程中,精微玄妙的细节往往被抛诸脑后”。

此外,这些细节可能会导致调查更大的问题和更多的背景。人们曾见过秘密飞机,并得出结论:目睹了“UFO”。他们现在还这样做吗?谈论威胁的结果是获得资金:谁会从中受益?为何会有内幕人士爆料?为何五角大楼会在2020年发布那些视频?为何现在会有新的报告出现?

这些问题和可能的答案才是值得认真报道。UAP也是如此,毕竟,“不明飞行物”经常闯入美国领空将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份报告为记者和公众提供了机会:质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审视现有数据,做出合乎逻辑的合理结论。即使这意味着要接受这些结论实际上并不确定,正如早期报道(基于了解报告结果的官员的匿名说法)所表明的。

这便是大多数UFO故事的方式:尽管飞行物本身(无论为何物)总是会消失,但UFO的魅力永存。当埃希根思考UFO时,他经常考虑谜语和谜团之间的差异。谜语可以解开,而谜团则永远无解。他说:“你只能像经文一样不断重温它们,寻找新的灵感、线索和顿悟。对很多人来说,UFO是个不解之谜,它理应神秘和一直保持神秘。”

资料来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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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莎拉·斯科尔斯(Sarah Scoles)居住在美国丹佛,著有《他们已经来了:UFO文化和我们为何会看到飞碟并与之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