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新冠病毒肆虐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2002—2003年的SARS,截至目前已有2600多位患者确诊死亡。

不可否认,国际社会极为重视COVID-19。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在不遗余力地研发病毒疫苗;而包括多个国家的政府也都增加了拨款推动研发过程。

但即使国际上对COVID-19的反应如此强烈迅猛,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它其实太迟了——因为病毒大流行已经开始,这也是我们不应重复的错误。

作为全球卫生研究人员,我们研究了病毒疫苗及其他干预措施的全部社会价值。考虑到流行病所能造成的巨大成本,我们认为在与COVID-19作斗争时,人类也必须吸取足够经验教训,并开始努力防范下一次病毒大流行——这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预见的现状

这次新冠疫情的发展就好像是顺着之前写完的剧本走下来的,很多情况都被我们事先预测到:

病毒肆虐的起源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接触——蝙蝠大概率参与其中。

传染病的暴发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并通过国际航空旅行迅速扩散。

与SARS和寨卡的情况一样,这个病原体在开始造成严重破坏之前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关注。

严重的疫情对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卫生系统遭遇残酷考验,重疫区的感染者面临艰难的求医情况,很多其他疾病的治疗也受到影响。经济影响包括对制造业、供应链、零售、国际旅行和教育的重大破坏。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继续堆积,例如大规模隔离、歧视、错误信息传播、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本已紧张的国际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

上面的这些情况在其被我们亲眼见证之前,都可以事先被预测到。而这种可预测性实际上反映了病毒暴发和流行的某种必然性。

对中国来说,遏制COVID-19疫情的代价就是经济的严重受创。在本该是工作高峰的时段,工作人员们因为疫情不得不留在家中。

流行病的必然性

我们很清楚病原体牢牢地扎根于人类世界中,它们的类型与致病机理或许不明朗,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未可知,但致命病毒永远潜伏在我们周围,等待着某个时机进攻人类。

而且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它们大举进攻人类的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在这个承载了76亿人的地球上:

城市化的进程在大踏步向前,人口稠密的大型人口中心就如同一个传染病的大培养皿;

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加着易感染人口的比例。

由于气候变化,一些病原体和重要疾病携带者(例如蚊子)的地理范围正在扩大。

人类不断蚕食动物栖息地,增加了病毒跨物种溢出的可能性。

国际旅行越来越如家常便饭,这令病毒的全球扩散变得更容易。

高度的全球化则使得任何地方暴发的经济问题都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

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加大经费投入

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更为出色的预防及应对疫情的能力,那么建立专门的组织来实现某些职能至关重要,但前提是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成立专门应对传染病威胁的机构提高协调水平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协调问题。负责控制和应对传染病暴发的国际和国家级组织,彼此间联结松散,而且许多组织的协调水平还不高;全球卫生系统的零散性也很可能导致大量研究和职能方面的问题,以及无价值的重复劳动。

我们探讨过建立一个用于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全球技术委员会,希望以此改善各组织之间的协作,进行必要的研究,并可以提出基于证据的高水平建议,进而管控全球流行病大暴发的风险。此委员会将由来自包括流行病学、疫苗学、公共政策以及经济学在内的各个学科专家组成;它可以隶属于WHO,也可以独立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持续的资源来预防或至少减轻下一次传染病暴发及其带来的影响——无论它是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大流感病毒还是尚未发现的某个病原体引起的。

采取这些措施可能很昂贵,但让它发生试试……代价会更高。

本文作者是来自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 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与丹尼尔·卡达莱特(Daniel Cadarette)。

资料来源:

Coronavirus: We need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next viral outbreak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