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教授是我国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他设计的肝脏手术方法先进而又简便，肝脏手术成功率亦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他曾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外科会议并介绍有关成果，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我刊特派记者对吴孟超教授作了访问。

记者：吴教授，谢谢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是否请您介绍一下国内外、特别是你肝脏外科的研究情况，并请谈谈有关医疗改革、科研、人才培养等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吴：肝外科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十九世纪十年代就曾有人做过肝切除术。那时手术技术低，器械差，对肝脏的知识不够，仅只偶有成功的病例，死亡率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甚进展。二次大战期间，由于肝外伤病例增多，在深入研究肝脏解剖、细致的肝内解剖及生理的基础上积累了经验。四十年代后期及五十年代经济、工业、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在肝外科方面做了许多动物实验，进行了生化、免疫等方面的大量基础研究。六十年代以后，同位素、B型超声、造影技术、CT（计算机体层摄影术）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并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七十年代的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甲胎蛋白应用于肝癌研究，使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CT技术提高了肝脏病灶定位的精确度。这些新技术大大促进了肝外科手术的不断进步，死亡率目前已降至10%左右。

记者：看来外科医学的发展，一定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基础。

吴：是啊；基础工作对临床医学真是太重要了。我们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也是从肝脏解剖的基础研究开始的。我们得到了许多解剖数据和形态学知识，对肝内解剖有了细致的了解，然后才能转入临床。1960年1月我们作了第一例外科手术，至今已近25年，手术已达735例以上。现就1960 ~ 1981年期间所做手术467例的统计分析来看，六十年代时出血等并发症较多，手术死亡率达10.6%，七十年代后期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引进了国外诊断设备后早期诊断水平大大提高，手术死亡率降到了平均0.9%，而八十年代以来则尚未发生过一例死亡。

在五年生存率方面，平均病例为25.8%，至于一些小肝癌病例则可高达64%。

手术后的并发症48例，占10.2%，其中出血&例中死亡2例，肝功能不全16例中，死亡14例，各种感染10例中死亡2例。

由上看来，手术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主要并不在于手术操作技术本身，而取决于选择病例适应症的经验、早期诊断技术、认识及防治肝功能不全的内科理论与技术。其中肝癌的早期确诊，改变了过去那种肝脏广泛切除的盲目做法，这是降低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记者：不过，您们高超而又独创的手术技术无论如何也是十分重要的。

吴：按我们的理解，外科手术，不仅应当技术精确与娴熟，而且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周密地制订出手术计划，其中包括：术前的准备、手术操作的要求、手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其解决办法，以及手术后的处理等等。可见外科医师不只是简单的手术匠，手术的成功与否？是在诊治的全过程中考虑、分析、处理是否正确的最终结果。肝脏是代谢十分活跃、十分娇嫩的器官，肝脏缺血20分钟，就会引起肝细胞坏死，所以，肝脏手术最关键的问题是止血。我们创用了阻断10 ~ 20分钟（对肝功能不良者阻断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后，松弛3 ~ 5分钟的间歇门肝阻断法来防止手术时肝脏创面出血，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易学，进修医师们很快就能掌握。

记者：您们的创造，说起来虽简单，可是首先设计出这种方法并研究出一套操作常规，那是很不容易的，听说上海中山医院在肝癌外科治疗方面也创造了国际先进水平，他们的情况不知怎么样？

吴：中山医院主要搞肝癌外科，他们设备比较先进，基础研究力量雄厚。而我们则是搞肝脏外科，我们的研究是从解决肝外伤开始的。1965年开展了中肝叶切除的工作，后来便中断了。1974年重新恢复，当时进行了一例36斤屯的大血管瘤的切除术，取得了成功。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切除、结扎、捆扎等肝外科的手术方法，并以此作了100多例手术，无一例死亡。1975年我们由西安回上海后，重点也搞肝癌，情况与中山医院相似，不过我们的方法比较简单，输血量也较少。我们的肝癌病例最长的已存活了20年。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近几年你们做了哪些新的研究，还将开展什么新的工作？

吴：除了临床手术近年发展很快以外，我们开始了病理及生化的研究。我最近招收了肝脏病理研究生，扩大和成立病理室及生化室。在这方面，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尚待研究。对于甲胎蛋白阴性的肝癌病例如何早期诊断是个重要课题，在寻找有效标记物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同功酶的研究，现已有了初步结果。

我们还在进行肝脏移植的研究，这方面我们与国外差距较大，我们已做了三例，存活达到五个月，我们研究了环孢霉素 - A（Cyclosporin-A）抗排斥反应，效果还比较好。

在手术方面，我们还开展了常温下的无出血切肝术，这种方法比较简便，在临床上效果良好，避免了术后复通还会发生出血倾向，常温结扎止血比较可靠，令人放心，使一些用常规方法不能切除的肝脏肿瘤可以得到治疗。

另外，我们还开展了代谢的研究，研究肝切除后的体内代谢变化，以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不在手术操作，这一点我们甚至是领先的。我们不足的首先是基础研究跟不上，我们的外科医师知识面也比较窄，我们热切希望与内科医师合作，但有些内科医师对单一肝癌课题似乎兴趣不大，他们喜欢题目的范围宽一些。其次，我们不足的是实验仪器设备陈旧、医疗器械设备也比国外落后。事实上，医学科学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协作和配合。

记者：这里有一个愿不愿意当“配角”的问题，可能与政策有关。医学中的辅助科室如放射科、检验科应鼓励他们做出成绩，评予相应职称。吴教授您看肝脏外科，特别是我国发病率特别高的肝癌外科今后研究的方向应怎么样？

吴：我以为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将会是肝癌外科的发展方向。例如应用单克隆抗体的导向治疗，弄清肝癌发病的基因机制；又如利用分子生物学的原理，来研究中医中药治疗肝病肝癌的经验，以对中医中药作出科学的评价，减少盲目性。

记者：我国工业基础、经济力量、仪器设备工业与国外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医学在临床方面还是有地位的，像您与中山医院汤教授的肝癌外科、我国的显微外科、心血管外科、肺及食道外科等领域均在世界水平线上，您以为我们应该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赶上、保持和领先于国际先进水平呢？

吴：中国在医学上与国外差距最小的是临床医学。我国人口多、病例多，这是发展临床医学的根本。我这里肝癌门诊病例很多，但收不进来，我们肝外科病床只有60张。据知，中山医院肝癌病床也只35张。以1960至1981年的22年（其中9年中断）手术病例467例计，平均每个月不到2例。而现在我们每天平均就做2个手术。纵然如此，门诊病例若按目前收治周转速度则要排队等12年才能收完！现在我们能做手术的医生不少，却忙于门诊等其他工作。而且辅助部门工作也跟不上。我认为应该成立中心，打破部门的界限，集中人力物力，集中病例，开展以临床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

记者：成立中心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杨东岳教授生前也呼吁过（见本刊1981年第7期）。目前上海绝大部分大医院和专科医院也有类似情况，有的登记住院的病人按目前收治速度要等20 ~ 30年，他们也热切呼吁成立中心。现在已经明确医院是第三产业，它本身是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上海某些项目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这可吸引海外患者前来就诊，经济效益更大。如果逐步成立这样的医疗中心，赶上、保持和领先于国际水平，其社会影响和间接效益不可估量。这比培养奥运会冠军的意义大得多。一个运动员职业生命最多十年，而一个专家造就成了却是终身。我们能花大力气培养奥运会冠军，甚至设置—批国外选手模仿者陪练，为什么不能建设几个国际医疗中心利用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为祖国争光呢？我想人们终究会认识这个问题的。

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

记者：成立中心还可以大大发挥高级专家的作用，国外利用现代化电视设备，主任在任何工作室内均可听视正在各手术室做的手术情况汇报，并发出指示。在关键操作时可随时亲临操作或现场指导，这样一天可以做好几个大型手术。

吴：是这样。不过要改变医疗工作的长期被动局面，把医疗建设成“拳头产品”打出去，这既需要资金，更需要认识与决心。

记者：这些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问题。正像肝脏移植技术我们早已解决，但伦理学问题、人们的观念问题却难以解决。我扯得远了，耽误您许多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