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继联邦德国、日本、欧洲低地国家等的科学概况介绍之后，英国科学杂志Nature于1985年7月18日 ~ 24日号又刊出了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科学概况的介绍文章。本刊编辑部特组织选译，希望对要系统了解这些地处南半球而远隔重洋的国家在时间较短和资金短绌的情况下，如何在热带生物、试管婴儿育儿法、天文学、海洋学、地热开发等方面取得科学研究成就的读者，将能提供有用的帮助。
[原文编者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们同世界各地都远隔重洋、保持距离，因此本文作者对澳、新两国科学事业的鸟瞰是远不全面的。然而，对这块趣味盎然、生意蓬勃、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的科学现状作一番轮廓性的白描，谅必也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吧。
澳大利亚的科技改革
澳大利亚人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技术时，往往会自谦地说成“一塌糊涂”。实际上这个国家之所以令人欣然神往的，不仅光是它庞大的自然资源和宜人的气候环境，还在于它发达的科学事业。针对过去几年由于不能扩大工业品出口以弥补其原料与农产品出口锐减后所面临的经济萧条以及全球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霍克政府和琼斯科学研究部长以在位两年的努力，把这个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工业技术社会。这是一个勇敢地活跃科技的雄才大略的可喜措施。但是为什么某些学术界人士和实验研究人员还要“急于求成”，甚至有些颓唐之感不减当年呢？
最大的症结是，分担着科技在国民经济中更重要作用的政府的雄心壮志，引起科技社会对政府投资的某些悬揣：害怕政府的热情会超过意志；去年的预算编制未能订出一个支持科研拨款的具体计划（纵使为数极微）以扩大它的基金一事，不能不令科技界有所担忧；本来应该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担负更多工作的要求，非但未予满足而且还有所削减；霍克政府对抽调高校科技力量增加对科技社会支持的诺言，也很少有实现的迹象。
第二种使解忧去烦的紧迫感更为棘手的是，政府对改革的预见是寄予希望的，B · 琼斯先生比实用主义的霍克更激进些，但他也许更欣赏基础科学既是技术革新又是工程革新的关键的理论。可是革新的从事者却是既缺乏耐心又具有琼斯观点的难应付的人，实际上又不是完全了解他的人。他们给人以一种印象，即服务于工业的科学家是一批努力的实干家，但同时也怀着一种明显的危险感，即他们所将进行的改革，将进一步有损于澳大利亚的科学事业这个总体，甚至在经济效果上也不会有多大好处。倒用得上伊索寓言中狗及其所衔骨头倒影水中的故事了。
1983年来公众对革新的内心思想是更混乱而不是有所澄清，1985年7月关于“国家工业技术计划”的第二稿（琼斯先生对它持温和的不同意见），甚至比去年具有特殊目标的第一稿更详尽了。计划谈到了政府及其他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甚至像澳大利亚那样管得太多的国家对这个计划也不例外；不管满意与否，政府对高校的补贴应以适应任务为基础，应该指定用于研究的用途，使现有工业具有竞争性，并创造全新的工业。……这一切可能吗？
公众对争辩中的未来计划的更严重缺点似乎认为是：如果改革发生的话，对有关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适应性等一系列严峻问题考虑得有些头脑简单。澳大利亚似乎已经放松了它所固有的资源利用，过去受到诉说的每年为换取知识而浪费外汇的做法，仍被用作向新的繁荣“冲刺”的凭借。政府的座右铭是：如果人们不需要我们的牛肉，我们的研究工作将改弦更辙，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新的研究对策。重点课题显然琢磨出来了：生物技术、信息科学、机器人学、工业技术与材料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的应用。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正在追随每一个欧洲国家试图以美国、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作为模式。似乎没有人反复想想，过去工业生产不景气之日恰是无理减弱对科研支持的可能之时这一道理。
但是澳大利亚工业之所短并不是它的人民在事业上没有进取心，或者它的科学家没有理解力，甚至工人的懒惰——这些都不是真理——而是这个国家在安定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自身创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经济框架，它所弃而不顾的一切甚至连最激进的政治家也难以为之辩护。澳大利亚已经对资本引进在本能上陷入了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海外公司的子公司都是坏的）。在对外贸易（在关税壁垒后面从事高消费的当地人的产品，比舶来品便宜得多）方面在本能上已陷入了沙文主义之中。其结果是澳大利亚制造工业的视线向内，所追求的是在国内有价值的市场。无怪乎它以引进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已经达到相应的出口产品的八倍了，也无怪乎由澳国公司所开展的科研量也就微不足道了。（由于澳大利亚公司的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持精力旺盛的科学研究，而海外公司则在本国进行研究。英国皇家化学公司与美国柯达公司例外）。可是澳大利亚所已完成的技术经济决策的推行，已经通过其最近意料中的事态而有所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雄心壮志，由目前已经徘徊不前的正在为自由而受到挣扎的框架变成一个技术社会的道理。霍克先生同他的财务大臣基丁（P. Keating）先生过去几星期内已为国内税务的基本改革作了努力。要使掀起技术革命还须改变它的对外经济关系，诸如百分之一百五十的财税津贴无疑将有所裨益，但是像治病那样，症候的减轻不能完全肯定有了更多的成功的保证。
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意识到，他们目前所渴望探索的革新与生产不可能（也不需要）是一个强大的源泉。事实上，如果在它已有力量的基础上，狠抓更多的建设，那么它将打好安全的基础。农业方面（对动、植物）生物技术的应用，已被公认是充满希望的。为什么澳大利亚船用金属的矿产品（包括煤）出口（特别是日本）减少是个难题这个道理只有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澳大利亚最明显地坚持错误的决策；并不增加外销铀价，开始是政治上的关系，但实际却是一个代价相当大的自我累赘。澳大利亚的医药在国际上素负盛名，制药工业正向各方面发展。政府不加区别的方针带来的危险似乎是只凭爱好办事，使目前科学事业的素质逐渐受损。那就使不少科学家提出了警告：诸如澳大利亚在整个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一切现状需要得到关心。鼓励人民为着他们光明的理想，使其转变为有销路的产品总是无害的。虽则由政府保证他们的革新应该以他们公司的开发为前提，这种压力是荒谬的。只有希望每一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应该直接对革新有所贡献。
政府应该耐心等待并寻找一个澳大利亚的技术革命，但并不能寄希望于一夜之间。选择这个时刻，对工作出色但又花钱的每一重要科研组织的评论也没有多大帮助。它们之中某一些研究也不宜在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更有进展。虽则部分困难在每届选举中间有短暂的间隔，政府必须认识并懂得更少受干涉的固有的科学事业的好处。
（刘元希译）
澳大利亚科研多样性的特点
走马看花地对澳大利亚科学研究进行一番观察，就会令人产生一种情况良好的感觉。按传统而言，农业是它的特长，干旱地区的作物生长是它可供输出的已开发技术之一。其次是兽医学，1945年以来，在弗洛莱勋爵与M · 伯内特先生的推动下，生物医学的研究已很发达。部分由于它在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天文学也较发达。
下面是1985年6月在来去匆匆的仓促旅程中收集的繁花似锦的万花筒式的印象。
澳大利亚人是第一个运用试管婴儿法生育小孩的擅长者，门纳希大学妇产科学教授C · 胡德博士指导着一个研究中心，他说，他的工作是澳大利亚兽医科学发达的自然延伸。他认为全澳大利亚有一万名妇女正在等候手术，其中二千名已进了他的候诊室。
墨尔本是一个医学源泉，两所重要医学院和一家著名公立医院为其后盾。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植物系被第三教育委员会挑选为一个优良中心之后，这所大学也已成为几家生物工程的中心之一。中心的负责人A · 克拉克博士说，他正在审慎地决定把它两百万澳元的拨款用于大型分光仪设备，部分由于它的实验室甚至已经成为植物细胞生理学为基础的同事们的活动中心了。
整个澳大利亚，特出的研究所像霍尔与约翰 · 坎丁研究所和大学的某些系正在尽快转向分子生物学。部分地由于1979年N · K · 鲍特门博士的一篇报告的作用，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也这样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分子生物学部位于悉尼郊外的北赖德，是一个较小的学部，有四十八名成员，约三分之一的薪给是同外界组织所订合同支付的。那么这个实验室是怎样开展它的业务的呢？
学部领导G. W. 格里格博士对他生气勃勃的人员孤单地专心致志于计划的实践并不大惊小怪，使实验室成为澳大利亚大工业的不可或缺的建议来源方面较少成效。在实践上，这个实验室已帮助建立了一个具体的公司——BIOCLONE，一个脑垂体激素的单克隆抗体特效药的国际制造商。
悉尼市安置有一批重要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部，包括自称为澳大利亚遥感技术先行的矿物物理学部，这个部还应用地磁学技术为石油找矿，并自称为古地磁应用于矿体的第一个系统研究。但是它的实际产品仅是一个名叫SIROASH的仪器，它用核技术计算煤炭所含的大量灰份。这种隐藏的现象是依靠伽马射线的散射和电子对的产品。
悉尼更是澳大利亚天文学的中心之一，主要由于大学的物理学系与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放射物理学部之间的长期合作。悉尼的物理学家是建造澳大利亚望远镜的首先倡议者。一台价值二千五百万澳元的射电仪并附有六台二十五公尺的天线沿着六公里长的道路排成一列。
这一雄伟计划是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射电物理学部负责的，它自信可以设计制造一台在频幅、精度和灵敏度方面均无前例的仪器。射电物理学部希望它的专业在天线馈给设计上能获得有助于这台装备的成果。
光学天文学也是颇为知名的，尽管古老的澳大利亚大陆是平坦的，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学研究所的斯德隆姆洛山天文台自称是最有影响的世界专业天文学家的来源之一。它的设备卓越，大部位于以北五百公里的萨廷 · 斯普林，那里还设有英 - 澳望远镜装置。
最近获悉，国内设计的以三百二十万澳元建造的一台二点三米的望远镜已于1984年启用。斯德洛姆洛山总监D · 马修森博士特别为其三大特性而自豪：一是这种六英寸厚的镜胚是由康宁*镜胚横向锯成两半而成；二是望远镜的平经纬仪的安装；三是整体在轴上旋转的营造。
澳大利亚同美国、加拿大合作制造的接近地球低运行轨道运行的可重复使用的望远镜组件已告流产，所以斯德洛姆洛山目前希望伙同美国宇航局和欧洲太空局发射一个远紫外探测器作为阜斯 - 哥伦布计划的一部分。
关于太阳系外星际探索的合同部分，根本在于实验，以悉尼大学物理系为基础。该系还试图使R. H · 布朗教授提出的建造一台大规模的米切尔森干涉仪的计划“有血有肉”，使它能推断遥远星球与银河的直径。这个系正把一台基线为十一点四米的干涉仪投入使用。接下来该系将更提出二百万澳元，不管怎样，统观澳大利亚别处所发生的情况，这种仪器将是独一无二的。
（刘元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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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宁公司是美国一家著名的玻璃公司——译注
农业计算机和生物技术
向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机构的植物产业组织询问有关分子生物学对农业的影响问题，显然是过时的了。人们已经不再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思考，它已相当于每人都在使用的一件工具了。
毫无疑问，这个组织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机构，并且具有吉姆 · 皮科克（Jim Peacook）主任那样的第一流领导。只是对一个从事果蝇研究的植物产业实验室主任能否轻易地用他认为有价值并应该进行研究的课题去说服政府一事颇多悬测。
基础研究、“战略定向研究”和短期应用研究的比例以20：20：60保持平衡。但是那儿对从基础研究而产生的农艺学新思想（如植物病虫害诊断学的发展）的奖励，显然不及那些单纯的“农艺改良”。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组织仅仅只是分子生物学的应用；各种计算机也已经用上了。价值相当于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棉花作物正在利用计算机基础管理系统SIRATAC的协调而茁壮生长。
几年来收集的植物生长、病虫害情况以及农药效率等方面的数据已经存贮在SIRATAC系统中。每隔几年农民把棉花病虫害数据和水果收成数据输入自己的计算机终端；中央计算机则不断把气象数据添加进去。然后，计算机程序根据可能的气候影响，益虫和原先树丫上死亡的果实以及可能结实的数字综合起来预测收成。这不是简单地使得被种植的果实更多地成熟，它甚至能在轻微的虫害情况下，摘去多余果实提高产量。
在SIRATAC系统之后，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农业灌溉系统。SIRACROP系统现在被用于商业性开发，它将为农民的小麦生长确定灌溉计划。在那以后又出现了诸如大豆、玉米等大面积种植的汇总系统，它将不仅仅提高农民的收益，而且也为缓和水源贫乏建立了管理方法，以及为水文地质提供了资料。
（常勤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科技精英的摇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特殊的一所大学，它是由各高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及由1960年以前的堪培拉大学学院的研究生教学机构组成的。它不像一般的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直接集资于联邦政府，而其他大学则得自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高等学府都以嫉妒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嫉妒的原因不仅集中在资金方面（每年定期拨款一亿三千五百万澳元），而且还在它的七个研究院（生物、化学、地球科学、太平洋研究、物理和社会科学）成员的工作条件上。他们只搞科学研究，出于自愿有时也在其他大学任教。
多年来，表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成为吸引海外学者来澳大利亚定居的一种手段。在这样一个以“消除冒尖”达到平均为宗旨的国土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的焦点。它是一所优秀的大学，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其他大学的学者都认为为了取得成就，国立大学不仅应当是优秀的，而且还必须从事教学工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给予了强力的反驳：有一小批吸收自全澳各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各研究院的许多成员无论如何还要帮助各系讲授课程。但是，实际上只有化学研究院与化学研究院的研究生部在一起——这是按照研究院正院长阿瑟 · 伯奇（Arthur Birch）教授的意愿的。
联邦政府和澳大利亚大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的关系。上个月，该大学的一位成员以一种不寻常的语气描述他是如何通过请部长晚宴争取到他对一个研究计划的支持。在一次有罗伯特 · 曼齐斯（Robert Meuzis）爵士（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和阿瑟 · 伯奇（Arthur Birch）教授出席的在伦敦举行的宴会上，化学研究院成了谈论的话题。谈话认为，如果能把那些想把“尖子削平”的人说服，那前途将是十分美好的。
另一种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常见的怨言是：因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总体上来讲不是大学系统的一部分，它用不着像其他大学那样时常要考虑各种压力，因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必须把使澳大利亚繁荣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回答是迅速的，而且使批评变得无力“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总的来讲，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确说得对。
地球科学研究院以合成矿石（Synroc）自豪：澳大利亚希望此法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处理放射性废料的方法。物理科学研究院分建了澳大利亚最不寻常的企业之光纤（研究）企业。它从工业开发总局得到五千四百万澳元，用来研制一系列高灵敏度的小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保真度能确保偏振辐射通过处于不同外界条件下的光纤无误地传播。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只是该研究院应用数学系的一个分支。
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来访者，一眼就能看出，这所大学正吸引着在那里工作的学者们。他们也可以接受如下的看法：这个学府的确实现了奠基者们当时的愿望——使她成为澳大利亚知识界中一支有生力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其他大学的研究院也逐渐加强起来，所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研究合作也愈来愈频繁了，事实上也应当如此。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其他大学的发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存在的必要性也随之减小了。因而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简单的回答是：即使在澳大利亚，这种“消除冒尖”的做法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把这个学府变成一个真正的综合性大学，消除教师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差别。
（梁克政译）
热带大学
一天上午由于偶然的机会来到了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并且在它的一个实验中发现了一条大约七英尺长的巨蟒盘绕在一根管子上。显然，热带兽医科学学校的坎贝尔（Campbell）教授对这一捉弄毫不惊恐，他把巨蟒解开来，并把它放到有用的地方，他认为，最好是放到草棚里去，在那儿它能提供控制鼠害的有用的服务。
单独冒险地去踩踏蟒蛇或其它蛇类，恰恰证明了外国人有时会忘记：澳大利亚北部许多地方处在热带地区（澳大利亚人完全忘记了那里还有人居住）。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所在地，敦斯维尔实际上恰好处在南纬19度；靠近干旱的热带地区和热带雨林，这完全和爪哇岛不同。这些环境，加上大堤礁——大约二千五百多个暗礁沿着北昆士兰海岸延伸了二千英里，敦斯维尔杂处其间。——给詹姆斯库克大学带来了独特的性质。它是这个热带地区的发达世界中唯一的一所大学，并且具有直接的热带生态系统。
这所大学的本身是相当小的，仅有三千名学生，但在它的热带兽医研究院里却拥有独特的设备，该院建于1969年。在当今大学开支紧缩的背景下，作为培养动物保健研究人员的需要，该院已经能够稳步地发展，并且它的产品已遍及这个热带世界。现在，这里有六十到七十名研究生，其中东南亚学生几乎和澳大利亚学生平分秋色。这儿和印度尼西亚紧紧相连，十四名科学家用澳大利亚发展援助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在茂物一所大学的动物疾病研究所中全力地工作着。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对丝虫病的防治，丝虫病能够导致人们的失盲，因为丝虫病也在当地的家畜中广泛地传播，它在肌肉中导致肿块的产生。潜在的抗丝虫药物在世界健康组织的计划援助下，正在进行试验。
在别处，任何人都把它看成是充分利用了大堤礁所提供的机会，那些在澳大利亚仅仅提供海洋生物学学位课程的生物学家，从完成珊瑚分类到礁岩群落结构、生殖生态学以及种群动态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物理学家也正在模拟风暴环境，而工程师们早在半年以前就开始着手设计建造一种能阻挡水母（海蜇）的盒子，海蜇会给游泳带来危险。总而言之，这所大学的十一个不同的研究小组在一年中完成有关海洋生物学的论文已经超过了一百篇。
甚至连化学家也已设法去开采这种礁石。海洋动物似乎是一种天然化学产品的潜在资源，许多海洋动物都有药用潜力。在悉尼的罗什海洋药理学研究所早期的工作是相当紧张的；该研究所在成果转让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是向美国的一家药物公司提供化学物品，而且他们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寻找为什么质地松软的珊瑚会如此完好而不被吞食（答案是它们完全是烃类组成，这不仅仅阻止了吞食，而且能够避免附近坚硬的珊瑚的限制、使质地松软的珊瑚得以继续生长）。
这所大学为了进行热带海洋研究，甚至以乔治渔业中心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海洋组织，它是以这所大学的第一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另外，这儿感兴趣的是天然化学产品，不过也有一个新的曲折——那些种类研究不能在水族馆内进行，以致实验台被移向海床。该中心也保存着澳大利亚人搜集的，至今除澳大利亚以外还未发现的各种海洋微生物，包括一百七十多种蓝藻和二百多种细菌以及石油降解物。
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所大学的吸引力并不是如此众多的礁石，但这个国家的一半矿物资源分布在詹姆斯库克北面、这一地区是其他大学所无法提供的。为探索矿物资源的分布情况，地质学家已经建立了一个经济地质研究机构（EGRU）。作为每年会员资格经费的报酬，在北部漫游的数百名探索地质学家可以得到一所房子，用以分析样品和查阅地图。尽管经济地质研究会实质上是用各种地质地形图和大陆图片装备起来的二个不大的房间，却连过道上也存放了各个部门的设备，包括电子扫描显微镜。这个中心显然是成功的；众多的公司已经纷纷签约参加这里的工作，该中心已帮助新会员把工作经费依次落实到各个部门，提供给海洋科学课程的探索和采矿地质学研究。
这种纯粹商业性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阻止地质部主任波勃 · 卡特（Bob Carter）教授所指出的敦斯维尔的重大缺陷——分离，这意味着和澳大利亚中心在制订决策和经费援助方面的政治性分离，更重要的是同类科学家之间的分离。在十二名专职人员的带领下，十五名哲学博士生和几名专业同行携带着大约二千五百澳元的一年旅行经费的预算（一张返回悉尼的机票需要花七百澳元），抱怨是很自然的。幸运的是那些珊瑚礁提供了一点帮助。现在敦斯维尔有一个国际机场，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在世界旅行途中在这儿作短暂的停留，去看看那些珊瑚礁，顺便走访一下这所大学。
（常勤译）
对工业界的魅力
（新南威尔士大学介绍）
悉尼的另一所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也与其他大学一样，对经费预算的大幅度削减（估计每年削减百分之二）怀有抱怨情绪。这所学校的规模很大，现有学生一万八千人；校方对学校事务的管理很有灵活性，该校与联邦政府签订的一项关于承办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协议就使其获益匪浅，这所学院设在堪培拉，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相距一百英里。
在1952年登记开办时，新南威尔士大学只是一所技术型高校。这所学校的特点是专业设置多样化。除医学系外，还有应用科学、建筑学和法律等系。人文科学的规模很大，特别是艺术系，它的课程设置既充实了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又对悉尼市的文化生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财政上看来，这所大学仍在继续发展，但只是通过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资助和赠款。虽然联邦政府拨给该校的经费在1983 ~ 1984两年内没有变化（每年维持在一亿二千五百六十万澳元的水平），但学校当局仍抱怨联邦政府第三教育委员会所计算的通货膨胀因素不足以补偿学校开支费用的增长。为此，他们开辟财源，预计可以解决相当于总支出百分之二十一的经费。其中大部分来自各种公共基金，如澳大利亚研究拨款计划（ARGS）等。还有一笔非常宝贵的来自五千四百万澳元的黄金投资的收益，约值四百万澳元（原应多获一些的）。
新南威尔士大学在较大型的高等学校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这所学校把他们的前途寄托于开展科学研究以及采取其他手段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该校经营的一家公司（Unisearch Ltd，综合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既开展为工业界提供咨询的业务，同时也同工业界签订联合研究合同，以至专利权的开发；上年度，这些方面的总收入超过了二百五十八万澳元。
不足为奇的是，求助于外界的经费导致了学术活动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如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雷蒙德 · 戈尔定（Raymund Golding）教授在该校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潜在的工业伙伴，对偿付研究项目的经常费总是斤斤计较，百般挑剔，同时他们还企图占有研究项目的成果。假如谁认为澳大利亚工业界是真正关注科学研究的话，那么他的悟性是太迟钝了。
向外谋求经费来源，是过去几年中该校创办一系列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教学与科学研究二者兼顾的“中心”的原因之一。据称，这方面成绩卓著的是法律和技术中心；其余，有的从事于无形眼镜和眼科学的研究（在当地属于专长的），有的则从事工业关系与日本经济的研究。要阐明这些学术组织，须按习惯的课程设置对局外人作特别的说明，或者凭信用招徕研究合同。
在这些中心里，最杰出的也是最不寻常的，是该大学与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悉尼与墨尔本是通过竞争而广泛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中心的两百万澳元的风险投资是1982年由联邦政府提供的。接着在各大学创办了十个面向工业界的研究中心。最近他们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澳大利亚分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虽然并未成为直接收入的来源，但却扩展了业务活动的范围。
这个中心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制成了采用非晶态硅为原料的、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见M. H. Green等《应用物理学通讯》44，1163；1984）。其奥秘就是在—块硅片上镀上一层约20 ~ 50?厚的氧化硅隔离层（在其表面采用含磷胶粘物处理经过扩散所形成）；这一技术是M · H · 格林（M. H. Green）在过去十年中开展的。隔离层的作用是抑制电子与其所由逸出的空穴的重新结合；电接触经过电池上部裸露表面，必须向金属指状网络的表面发射电子。它的最高效率可达到百分之十九点一（产生0.64毫安的开路电流）。当然，没有任何人妄求这种手工制成的电池（其标准尺寸为两平方厘米）能产生满足全世界（也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对能源的需求。研究中心的下一目标是将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或许更多些。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中心内部发生了争议，研究人员要搞清楚：究竟采用怎样的设计参数才能制造出更有效的、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无论如何，这个实验室必须比目前掌握更多的制造半导体的方法。它们具有在常规晶体管中采用薄膜绝缘体的雄心壮志。
实验室的装备与世上任何地方看到的微电子实验室并无多少不同之处。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的同类实验室，无论在哪方面，都要装备得更完善些，但是新南威尔士同它墨尔本的伙伴共同经营的联合研究中心，却具有获得并改进这一重要领域中基本技术的机会，联邦政府对他们的投资看来是值得的；下一个月的经费预算将决定他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将以何种规模继续进行下去。
对全校来说，这只不过是许多开发活动之一；也是对联邦政府认为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贡献不大那种偏见的有力回答。来自英国这样一个小型大学国家的访问者必然会对该校的规模以及雄厚财力和智力结构的多样性，留下深刻的印象。新南威尔士大学由于其规模甚大，对招收新生有很大灵活性。该校学生总数中有四分之一是业余学生；约有三分之一是女生。校方可以不考虑学生原来的学历，为土著学生或其他系科的学生开设特别课程。该校在哺乳动物的视网膜解剖分析（由乔纳逊 · 斯东博士的研究组主持）以及无形眼镜的机械和光学工程研究方面的国际盛誉都是当之无愧的。
（汤思燕译）
成功的喜悦
阿德雷特大学
阿德雷特大学令人产生局促之感的校园，反映出该校正面临澳大利亚科学界基础研究经费被全面削减的困境。当一切努力受挫之后，他们另辟蹊径，改变方向，对人力财力的安排进行了调整。今年他们对理学院撤销了七个研究项目，转向商业、法律、妇女问题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们还兴办企业，促进了与工业界的合作。这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来，已收到良好效果。
对那些选择当前热门、对路研究课题的人员来说，他们不再尽是抱怨情绪了。有些系正在积极设法以求谋取联邦政府各种名目的新的资助。唯独那些从事不应时的或者对工业界不太急需的基础研究工作人员，他们的前景仍然是黯淡的。正如该校物理系主任约翰 · 普来斯格脱（John Prescott）教授主持编写的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虽然社会上对物理系毕业生的需求量仍然像以往那样大，看来物理系确是这所大学中因研究任务转移受较大影响的一个部门。尽管该系宇宙线研究组近年来有一系列重大发现。他们使用了一种南半球仅有的能量宇宙线簇射探测器（研究人员自制的，其价格只有其他同类仪器的几分之一），发现了目前已知的三种超高能X射线中的两种——维拉和大麦哲伦星云中的双X射线星（见1985年Nature vol. 315、No. 205）。
大气物理研究组的工作也很出色，他们装备了南半球第一台大气中层雷达。另一个有志于热发光计时的固体物理研究组宣称，他们制成了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热发光分光计。不足为奇的是，他们正在为得不到足够的经费去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无法阻止有才能的科学工作人员流向美国而伤脑筋。
普来斯格脱教授是明白澳大利亚用于科研事业的开支水平是“惊人”的，他指出，澳大利亚用于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在二十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处于第十七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绝望了。该系刚从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CERN）调过来的一个成员正在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为澳大利亚开展高能物理研究。
地质系的前景是更为乐观的。该系的大卫 · 博爱特（David Boyd）教授所主持的一个重点研究中心，刚刚获得批准并得到每年十五万澳元的研究经费。该研究中心的任务是实施联邦政府第三教育委员会关于促进“特别经济和社会效益”地区的新构思，即从事石油地质和地质物理学方面的高级研究，以加快石油勘探步伐。这一中心每年招生十名，学完两年制课程毕业后，将有许多职业等待他们去选择。博爱特教授在工业部门度过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大部分岁月，而目前的事业将与澳大利亚矿业基金会有关（Australian Mi-neral Foundation）。这是一个由工业部门提供经费的独立科研机构，附设有先进的工场，其目的是促进学员与工业界人士的融洽，回过头来，也有利于促进工业系统对研究部门的经费资助。
在生物化学方面，他们也尝到了成功的甜头。1982年建立起“优秀的研究中心”，并获得了为期三年，总额为一百二十万澳元的财政资助；目前又为下三年筹措到一笔为数一百六十元澳元的资助款项。这个机构的官方名称是“联邦政府基因工程特别研究中心”，在朱丽安 · 威尔士（Julian Wells）主持下从事基因调节方面的基础研究。
在那个广阔领域内，还在进行着在人的肝脏内对药物起新陈代谢作用的基因活动的专题研究，以及羊毛角朊基因，植物过滤病毒、组织基因的纤维特性表现以及使用重组脱氧核糖核酸的技术制造生长激素等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所有这些研究项目的直接用途都是早有规划，胸有成竹的。药物代谢作用的研究与人类疾病紫质症有关；对羊毛的研究揭示出半胱氨酸具有限制生长的作用，从而探明了通过胚胎微量注射以获得羊胱氨酸基因的合成方法。对类病毒的探测，使得对某些重要经济作物的植物病的早期发觉成为可能。
的确，这个研究组在建立布雷萨（BRESA）以后，已经进入了商业经营阶段。布雷萨是一个完全由阿德雷特大学拥有主权的生物工程公司。现有八名专职研究人员，并有了一种畅销产品，即光生物素（Photo biotin）它能使生物素与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探测中的简单光活化联结易于进行。
该校微生物系去年幸运地获得了联邦政府新设立的国家生物工程规划机构（National Biotechnology Programme）所拨给的一笔为期三年，总数为八十七万澳元的补助款。这笔经费供台立克 · 罗来教授（Derrick Rawley）与工业界合作进行研究之用。他与当地一家经营得法的制药商（F. H. Faulding有限公司）共同研究开发肠道疾病的口服疫苗。为此，还设立了一家名为“Enterovax”的合营公司，雇用了十四名工作人员，附设在该校微生物系内，开展研究工作。
生物学家们如今尝到了赠拨款补助的甜头，是不足为奇的。主要是联邦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生物工程的潜在力量（生物学家对物理学家过去的富日子—直有羡慕之情，现在该轮到他们自己了）。据悉，国家生物工程规划的申请人，只有百分之七得到了满足，很高的驳回率引起了申请人对规划中的内容如资助金额以及赠款人的合格性等的抱怨情绪。对重点研究中心经费的竞争十分剧烈，其中也不乏眼高手低之辈。所以阿德雷特大学（至少是这所大学的有些部门），一定会把自己列入幸运者之列的。
（汤恩燕译）
国防科研
安排不足的资源
南半球最大的研究开发联合体距离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港约二十四公里。它占地五平方公里，拥有约二千六百六十人，分布在一千三百幢建筑物内，周围被不知其数的高高的金属丝篱笆包围着。它是十分适合于熟悉英国军事演习的国防科学技术组织（DSTO）的主要研究中心，正处于名叫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城市规划区外。
在索尔兹伯里中心附近，约有整个澳大利亚所有的八个防务研究实验室，人员总数约达四千四百人。但是这支研究队伍同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每年开支共达一亿四千万澳元，占国防开支的百分之二点七，国防开支本身又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之二点七。国防研究与开发经费同英国相比，只及它的二十分之一，这个统计数字很足以说明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组织的特点；它以微弱的绵力担负着囊括整个军事技术问题的科学探索。
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防御设施不由国内开发而依赖于国外。而且国防科技组织在对设备需要以及在南半球不同操作条件下提供意见一事又需投入大量的力量。事实上，偶尔的知识传授，即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往往归依于少数个人——对于这些人就得迫切希望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
然而，少数研究力量甚至有待于发展十分新的概念。包括世界第一枚有线导向的反坦克导弹Malkara过去的成就，在1957年苏伊士战争中曾由英国人购买过，那时他们还突然证实已把坚不可摧的Centurion坦克卖给了战争的另一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一种导弹携带的导航鱼雷Ikara仍在广泛应用。
目前，设想中的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组织的活力包括一种“死光”，或者更精确些，就是一种电磁导轨武器（rail gun）。据说美国迫切地认为那是他们“星球大战”兵器存货清单中的一个部件。它以极快的速度可用电磁脉冲把金属烧成渣滓；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已经在操纵时使用电脉冲作了许多干净利落的表演（在美国）。不过美国的“战略防御设想”（SDI）计划还是吵得厉害的一场政治论争，成为现实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两个巨大防御计划是有世界意义的，其中之一使澳大利亚到达了领先地位。以艾丽斯 · 斯普林斯为基地的高出地平线的Jindalee雷达系统，它能使离开电离层折射层的高频雷达信号向回跳弹，使高出地平面的目标信号显露，并循原路返回，并以2.6公里长的线阵测知。灵巧的信号处理需在几千平方公里为背景的噪声中探测。基本上，飞行物是由多普勒转移信号测知，船舶则由于与消散多普勒转移信号的背景是相对静止的，所以也能测知。
第二计划“Winnin”是以建立一个假目标为要旨。它的反舰艇导弹在福克雷战争之前已显示了它的致敌死命的效果。目前，假目标正处于“论证概念”阶段，目前正在等待国外合作者做进一步发展的打算。1985年5月已在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展出。它的十分著名的火箭，能在离地任何高度的上空盘旋翱翔，或是昂首直冲霄汉，或者经过微小角度倾斜，沿水平方向从这边转向那边。使用火箭作为假目标的优点是能在几秒钟内进行发射。被Exocet雷达发现后，至多二至三分钟内在弹着之前飞离。嗣后，火箭就能从旁路从容地盘旋移动，好像一艘船那样驶离。为使Exocet雷达不能事先察觉，必须完善地进行伪装，假目标应该带有复杂的尖端电子装备，可以放大也可以反射导弹的雷达信号，并把目标物与船只的较小信号引回来。
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组织的各个分支，并已开发了—批其他装置，包括Karinga集束炸弹、BARRA声呐浮标和LADS激光空降深度测深器，在一小时内它能用渗入洋底的绿色激光束扫描五十平方公里范围的海底地貌，并描成地图。
当然也并非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一种为“飞行医生”服务的可以空降的婴儿集中护理小组；一种廉价的小型降落伞，即使把水壶空投，也不致破裂。
国防科技组织经济上所受的压力，似乎并不像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或某些大学那样沉重。澳大利亚缺少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实际上保证了大多数研究与开发必须留给政府组织。虽则它同现有的那些国防工业保持密切联系，工业界的专业工程通过合同给予它以支持。将来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专家们的微弱“卵翼”是否能伸展开来，覆盖那些永远在扩展中的国防技术？
（喻启英译）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
位于敦斯维尔的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大概是唯一从失业增长中得到好处的实验研究单位了。多亏联邦社团雇佣计划，以每年一百万澳元作为五十五名在大堤礁上进行海星研究的经费。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面临着与其他学院相类似的问题，它的预算每年是七百五十万澳元而没有上升，通货膨胀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一切看来并没有挫伤它的职工的积极性。正是他们，在学院的三十年甚至大部分创业历程中使学院发了迹。
十一年前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让它负整个海洋科学的研究之责，并慷慨地提供了包括三艘科研用船在内的设备。其中最大一艘长二十四点四米。大学的研究人员谈到这所“蓝色地毯大厅”（确有这个大厅）时无不带有艳羡之色。
尽管学院在海运方面有了很大的方便，但它实际上仍没有能力送科学家们去遥远的海域。他们的研究仍限于大堤礁和把美洲红树林区推向更北的热带海岸线方面去。
当前所担心的是礁脉会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样再次受到为数越来越多长棘海星的威胁，在礁岩上可以看到的成千上万的长棘海星吃掉了硬体珊瑚，结果使礁石上的珊瑚覆盖率从45%降至2 ~ 3%，而且这种灾变事故还要影响其他珊瑚礁群落。
至少从目前看来，珊瑚礁不像在走向毁灭，10 ~ 15年来，在已知的消失了的地区珊瑚覆盖出现丫恢复，虽则对于在这以前它是否同样情况还不得而知，完全可能这种长棘海星的突然蔓延是自然的而且要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蓄积的，长棘海星周而复始的变迁充满着仅由捕食与被捕食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复杂的动力学，正像最近澳大利亚海洋科学院所作的数学模型显示的那样。换句话说，周而复始的变迁可以由某些外部作用所触发。不管怎么说控制它的可能性还是很遥远的。在日本，一种企图把令人惊讶的成千上万的长棘海星从冲绳地区的珊瑚礁上运走，来验证长棘海星突然蔓延的尝试，然而失败了。
研究长棘海星只是海洋科学院的一部分研究活动。在其他方面，就是它的多样性。海洋科学院的活动将充分证明基础研究能使政治家的错误信息原形毕露，并有深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果。
例如为什么珊瑚礁不受发现在码头和柱桩上生长皮或壳的苔藓虫类和被囊类动物等的影响呢？答案很简单，珊瑚礁上的清水中紫外线照射的程度太强，以致不允许它们生长，但如果在表面上涂一层能吸收紫外线的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有机玻璃，那就能充分成长了。（那些具有对紫外线不能穿透深水的普遍错误看法的人应该读一下1950年Nature上发表的完全相反的论文。）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珊瑚并不同样地受到紫外 · 线的影响呢？答案是它们为一种自然形成的阳光屏蔽物所遮蔽，这种名叫UVB的遮断剂现已分离出来用作商用阳光隔膜的基材，甚至作为船用塑料和涂料的添加剂。发表这一研究结果就转而形成专利归档。与化学公司签订的开发合同已经签订。初步的报告已由科学部长B · 琼斯给予极高的赞誉。
（喻启英译）
新西兰的科学研究
——“好事多磨”
新西兰的大学科研团体中有三种类型的科学家第一种人对他们当前的处境极为不满；第二种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好像他们已经辞职不干了；而第三种人正在设法调离而改到其他单位工作；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即第四种人），由于得到外来资金，所以感到知足。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科学工作者们倾诉他们的苦恼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关键问题是可供使用的资金太少，科学工作者搞实验科学并在国际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是极小的。
想要调离的科学工作者之一是伊恩 · 阿克斯福特（Ian Afford）教授，他是副校长。他准备回到马克思 · 普朗克研究所去，他对新西兰的这种状况深感悲观。他认为特别是那些青年科学家已完全丧失信心，感到极为自卑。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甚至英国科学工作者都感到难以忍受。用于每个学生的资金要比英国的少30%，学生与教学人员的比例则比英周高50%。这意味着教学负担是相当重的。
但他们的主要怨言是根本不可能购置大型试验设备。由于外汇率的下跌，就连购买书刊杂志也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惠灵顿大学每年从大学助学金委员会得到二千五百万 ~ 三千万新西兰元，图书馆每年用一百五十万元购买书刊杂志。这部分资金的实际价值的下降意味着购买的图书数量减少，航空邮寄的书籍也减少。因此，使新西兰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距离拉得更远。
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学者出国参观访问的问题。至于各学会会员是否在出国参观世界各大研究中心方面有充分机会的问题，简直问也用不着问。新西兰学者每三年有一次外出旅行参观的机会，这倒是慷慨的，但只提供远至澳大利亚西部佩思的航空费。每天的生活补贴只有20新西兰元，实在是少得可怜。要改善这种情况，唯一的希望是国际性学术会议要经常在澳大利亚举行。面对这种缺乏资金又与世隔绝的处境，采取消极态度的学者们认为与国际的“噪声”远离倒是有好处的，认为是休息的好机会，或“希望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很像是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得不另做打算，这是迎合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心意的。
但是也有人对大学的作用持不同的观点。马塞大学生物工程系的教授狄克 · 厄尔（Dick Earle）说，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毕业生，他们将有能力使生物工程进入工业。而且他声称在此领域中是很成功的。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和肉类冷冻加工有密切关系的，但他的研究工作并不枯燥。他现在正对各种复杂形状的冷冻食品进行计算机模拟工作：此项工作是复合运动边界层的相位变化问题，此问题用解析法是不能解决的。
许多大学研究人员与工业或是科学工业研究部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十年前，几乎不存在这种接触：现在特别是工程师，还有物理工作者和化学工作者都担任工业工作，主要是因为经济拮据所致。
所有这些个人对大学状况的抱怨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对他们的怠慢。
问题不在于存在很多难题，而正像有人说，主要是大学的研究人员为解决问题不知应当向谁求援。没有人关心他们，与决策部门密切相关的政府一级中没有人代表他们的意志。说来很奇怪，政府总是奉行一种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对立态度为快的政策。他们以把学者当作寻开心的对象为快。但是类似英国科学与工程部这样的机构，这种情况是有希望改变的。可能在明年会成立研究委员会。
在目前的体制内，对于改革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之一主张不要过分平均地分配科学基金。对有竞争能力的研究单位用硬性分配资金的办法取代绝对平均的分配办法。这样就可使资金集中用于最需要的部门，因而也就使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一起为这些部门工作。
阿克斯福特教授持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正在削弱中，部分是由于新西兰的大学都规模太小，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他建议由一个高等学科研究院负责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应尽最大可能为此研究院配备优秀成员。在其他单位从事相当于大学学院工作的学者们应当有机会进行访问学习。
尽管存在这么多问题，新西兰的各大学还是给外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学的校门对于超过21岁的人是“敞开的”。在惠灵顿大学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学生超过25岁，他们可以不必上全日制。对于过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享受奖学金。惠灵顿最老的大学生是82岁，他现在正主修古典文学以获得博士学位，他已通过了学士和硕士的各种学科考试。正像阿克斯福特教授指出的：这是一种文明的新鲜事物，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风气。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一定很欢迎有更多的类似事物。
（梁克政译）
新西兰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科研工作
地震有时也会使人因祸得福。1885年是惠灵顿建城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新西兰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使三十英里宽、一百二十英里长的一片土地发生倾斜，使惠灵顿的海沿升高了五英尺。结果沿着海岸形成了一片突起的美丽的沙滩。据传说，这是专门为来惠灵顿的一个定居者提供致富的好机会，他承包了沿海岸修建一条公路，此项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
位于海平面上方几英尺的公路正好把科学研究院地球物理总部所在地——惠灵顿和地质勘探所的所在地——下赫特（Lower Hutt）连在一起。这两个研究部门都没有进行没有希望的地震预报工作，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七级地震，而每一百年有一次八级地震。正像一位研究人员指出的，地球物理所时常用既灵活而又带有安慰的话来回答担心地震的公众。而更重要的是地球物理所对水坝之类工程的地震调查，其目的是一旦这种建筑工程倒塌，在契约上签字的人至少可以在法庭调查时出示科学工业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报告。
准确评估地震的破坏程度当然取决于良好的地震记录资料和地震发生的统计资料，以及研究所积累的大量历史资料。复杂的微型计算机监控系统也已研制成功了，这将有助于地震网络系统的工作。研究所还在南太平洋设有许多地震监测站，构成海啸督报系统的一部分。整个研究所有35名科学工作者和相同数量的辅助人员。他们的研究工作包括地球自然动态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包括全国重力勘测分布图在内的大量绘图工作，其目的是要考虑煤炭、矿产、石油及地热水资源的开发。部分调查资料为研究所带来收益，因为从地震仪设备厂到石油开发公司都有可能租用这些资料。用这些收益就能够协助其他与工业部门无关系的研究部门，像火山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从工业部门能得到报酬，所以有时也会使地球物理研究所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例如，一位建筑工程师想查看地震记录资料，以便有助于他设计出安全的结构；是否要他付费？付多少？
财政部希望地质勘探所的科学工作者也要物色主顾，因为地质所的工作看起来还很陌生。新西兰的地质构造是相当复杂的。为此，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基础研究工作。如果仅仅把力量用在为用户找出所需的资料，则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基础研究工作。再说，如果政府部门的地质工作者真的要和他们进行商业性的竞争，他们也不会干的。
地质勘探研究所的八十五名科学工作者在岩石学、古生物学、地球变形与工程地质学方面正在进行按图勘探的初步作用和一系列的科研计划。主要是对该区域白垩纪和新生代冲积岩的研究，因为已知的石油和煤资源都埋藏在这里。人们最感兴趣的大多数盆地是近海地区的，虽然研究所没有海洋调查船，但并不成问题，因为所有的公司（主要是在这里调查的外国石油公司）都必须把数据资料、岩石、样本以及地震记录磁带等存放在政府的有关部门。这些资料和样本为地质勘探所提供了机会，他们根据资料和样本向能源部提供咨询工作，因为能源部在审定开发申请执照时要倾听专家们的意见。与石油工业有关的很多技术资料正在转让给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小国家。不久前曾邀请了这些有关国家参加一个会议，研究当开发公司来看潜在石油资源的沉积盆地时，“政府和石油工业界将如何向太平洋各岛国的地质界代表们提出如何行动的建议。”
（梁克政译）
处于过渡时期的新西兰农业
占出口总额80%的新西兰农业正处于过渡时期。按传统靠输出肉类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多少。乳制品工业各种产品方面有一些增长。对羊毛的需求量也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有在鱼类方面有显苫增长，这是由于200海里保获区限制的关系。木材业的收入也有所增加，这是因为木材业正处于大跃进的开始。蔬菜、鲜花和水果种植业有很大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被新西兰水果业惊人的成功所推进的缘故。
从与帕特 · 乔伊斯（Pat Joyce）谈话中可以了解到新西兰传统出口商品方面发生了变化。从海米尔顿市罗柯拉（Ruakura）农业研究中心的屋顶上看去，可以看到乔伊斯负责种植的一大片试验田。在好几英亩的试验田里，一群群的鹿正在鹿圈里啃食。鹿肉是世界市场上的热门商品，因此正大量出口。鹿的饲养业正处于改进过程中。过去猎人经常从直升飞机上射杀野鹿，而现今他们则活捉野鹿以便扩大饲养业。
由于出口山羊和羊肉这种传统产品愈来愈困难，因此，从饲羊业和羊毛业正开始转向饲鹿业。羊肉的最大市场是美国。世界饲羊业协会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目前羊肉输出国都有自己的一定限额。由于英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它的市场自然而然不在分内。
随着这种变化的到来，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愈来愈迫切。首先，要设法利用在'迅速增长的非传统产品领域里出现的一切新机会。其次是改革停滞不前的领域。虽然新西兰的几维果（即猕猴桃）创造了奇迹，但整个蔬菜、鲜花、水果业还不能取代肉类而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因此还必须为传统出口商品寻求市场。这种市场大多来自较不稳定的国家。新西兰的羔羊的一半出口到伊朗。中国进口了它出口羊毛的一大部分。但是要想打入美国市场，必须作一番改弦更张。例如，羊肉最好制成盒装便餐使观众可以边吃边看电视。同时也要设法出口新式副产品，如先进的挤奶机已在国际市场出售。
就在这种急需进行研究之际，政府反而宣布要把农牧渔业部的研究工作的1985 ~ 86年的预算从六千八百万新西兰币减少到六千七百万新西兰币，而1986年还要减少到六千三百万，并进一步减少到五千八百万。为补偿这部分资金，与工业部门签订工作合同，例如土壤分析工作，得到收入，或是通过向慈善事业募捐的方法。这种局面使罗柯拉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更有所作为。尽管财政部不知道进行长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工作者却深深地懂得这一点。
（梁克政译）
淘金热
——地热发电站的副业
新西兰可以引以为豪的是，它至少有一个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在研究地热系统的理、化性能方面。由于在地热研究中成绩斐然，新西兰的两家咨询公司已同外商签订了地热发电站的设计承包含约，此举令那些急功好利的政界人士难以想象。早在1958年，新西兰就成为世界上率先建成地热发电站的国家。这种发电站采用蒸汽和热水的混合物作动力（世界上绝大多数地热田都是如此）。当时这种蒸汽的一部分一开始是作为英国重水试验之用，这一试验方案虽未施行，但很偶然的，由于汽轮机操作设计的灵活性导致了地热发电站的问世。现在惠雷凯（Wairakei）地热发电站的发电能力已占新西兰全国发电总量的5%（160兆瓦）。
要产生电流必需一吨左右的液体在一秒钟内通过深孔穿透1 ~ 2公里厚的土壤层喷出地面。新西兰因此而成为世人一饱地热壮观眼福的胜地。这里确有一些令人称奇之处：在蒸汽喷出地面时，地下水位急剧下降15公里，地面下沉，某些区域甚至一年要下沉0.4米。曾使旅游者们流连忘返的间歇泉谷因喷泉处已呈泥塘状，故更名为“地热谷”。在该塘的顶部，已经发现在地热水中有一层有害的砷化物。含有砷化物的地热水排入河流，流经汉密尔顿的城镇。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严重问题的发生，原因在于：新西兰早先就做了大量工作，它在地热研究方面做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工作，积累了专门经验，因而防止了上述的一些问题。目前已有两家新西兰地热公司：GENZL和KRTA（它们拥有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同菲律宾签订了一揽子承建地热发电站的协议。菲律宾目前已成为地热发电站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国家。
新近从新西兰地热研究所传出了一些让人惊异的消息：已经发现在某些钻孔管道内部涂有一层金膜。其成因可能是：在地热系统中，有一种溶解状硫化氢与金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在压力降低时沉积凝结在管壁上。这一推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现在，系统中金的含量已可由地热水中沉淀的化合物中测出。但随着沉淀物的增加，金膜的厚度减少，热液水中饱含了金。这就支持了这样一种设想：地位低于惠雷凯发电站的其他地热系统由于金的发现，倒反可能另展宏图。有关金沉积的工作尚无报告发表，但理查德 · 汉雷撰写的《热液系统中的液体矿物平衡》—书具有很好的销数，此书可望出第二版。
由于淘金热的崛起，地热的勘探在新西兰已经相形见绌。惠雷凯中心改进了勘探手段，使得井眼产生的成功率极高。这项技术是地质学家（做出基础图形）、地球物理学家（利用电阻率和地震勘测技术绘出贮气池）、地球化学家（进行估计以便从对喷气孔的分析预报地下温度）通力协作的结果。
新西兰基本上已停止营造新的地热发电站，出于贸易方面的考虑必须进行的这方面的工作，也转移到一个专门的地热研究所去进行。该所设在奥克兰大学，由英国资助。在新西兰，所有的地热方面的工作都是由政府机构安排的，有关的信息便捷杨通。而在美国则相反，在契约上自由竞争，有时甚至出现同一个系统由好几个互不通信息的公司开挖的事情。这对于从整体水平了解系统是不利的。新西兰在推行其“放宽”政策时似应避免美国的不足之处。
（昭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