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2011年科学发展报告指出，科学已步入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科学投入、科学产出、科学成果的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传递出科学全球性增长的信息，表明了科学在未来世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科学事业的突飞猛进及其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使得科学普及活动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虽然，科学普及的进程和科普活动的实践，一直在深化着科学普及的意义，但迄今对如何准确地定义科普仍然有不同的观点。
科普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普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普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重新梳理并总结了科普的要义，开创了科普范式转变的新篇章。这份经常被称为博德默报告的《公众理解科学》，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以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后，公众理解科学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新的议题，而直接的诱因则是诸如”疯牛病”、“气候变化”以及“转基因食品”等科学信用问题，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正如曾任国际传播协会会长的埃弗雷特·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一直强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因此，沟通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其实即使是在传统科普阶段，有效的沟通也是实现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条件――对话和协商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从科普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也将不断成熟。2010年底，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虽然这一数据已经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但是也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落后了20年。从2002年颁布《科普法》以来，中国的科学普及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目前的科普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在相关的评论中，探讨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偏低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于教育程度、科普基础设施、科学家的态度以及媒体的缺位等，而这些不足也正是英国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时关注的问题所在。
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科普场馆乃至公众自身，仍将是科普事业的利益相关者和积极实践者。在中国，公众理解科学将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除了科学共同体和教育系统的更大参与，除了更好发挥现有科普资源的作用，眼下更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呼吁职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培养和扶持，包括一批科学作家队伍的造就。国际上的经验表明，一批职业科学普及撰稿人的存在是科学普及的重要支撑，如果我们能就此形成共识，即抓紧培养一批职业的科学写作者，或许能为我们的科学普及注入新的动力和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