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议定书》走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期间,世界各国正在把眼光放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经济调整以及锁定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上。而去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是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吸引了数百名科学家。为此,《自然》杂志记者杰夫·托尔夫森(Jeff Tollefson)对其中的一些科学家进行了采访,了解到他们对这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一些希望和期盼。

 

  2009年12月7日——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首脑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的第15次正式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首脑会议上签署)。自1995年以来,谈判代表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会议,但这次会议与会者的级别高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人们自然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值也最高。
 
  这次会议吸引了全世界1.5万人涌入这个城市,来自193个国家的正式谈判代表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贝拉会议中心的会议室里。他们只是来访者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来自社会群体各方面的代表,其中包括数百名科学家代表。
 
  这些科学家除出席预定的科学会议,还参加了无数次聚集在走廊或餐厅的即兴讨论。其中许科学家还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森林碳循环、碳排放以及各种绿色环保技术等。一些科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并为谈判中有可能出现的有关问题提供技术咨询。
 
  以下是《自然》杂志在会议召开之前采访的几位科学家,旨在了解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想法与目的。
 

“谈判代表的心态已然改变”

 

  “我并不想说我情绪不高,但按现今的谈判进程让我觉得非常失望,我不认为科学家能对此产生很大的影响。” 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Ottmar Edenhofer)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缓解工作组的主席,他将提交工作组2007年一些活动的评估结果,并为决策者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但是,这些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接触,如接受一些邀请或参加一些会谈。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活动,他可以提供自己最新研究的一些思路,以及这些思路对于决策者的意义。
 
  埃登霍费尔说,谈判难以达到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预期效果,科学家们也不太可能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因此而贬低科学研究在会议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错误的。科学家们首次提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而IPCC的第四次评估会议也为以后的一系列谈判打下了基础。埃登霍费尔对IPCC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总结如下: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已对地球产生了严重影响,减少排放的代价并非高到我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三方面的信息显然已经改变了谈判者的心态。”
 
  ――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首席经济学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主席;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副主任。
 

“我们生逢其时,适逢其会”

 

  “我们认为,如果科学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它已经有所显示,缺少的只是付诸实施。但是,对于那些忙得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责任的决策者来说,我们研究出来的气候模式又能有多大助益呢?”生物学家贝思·萨维恩(Beth Sawin)如是说。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开发的用户友好型的气候模型软件,可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以协助谈判者评估不同的排放量对地球环境产生的终极影响。谈判者可以调整排放量和其他一些参数,与自己的提议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提议进行分析对比。该模式可产生对各种变量的预测,如未来温度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情况。萨维恩说,他们的研究团队提供的这一“工具”,可安装在计算机上,并可即时获得研究小组根据一些国家新的减排承诺对气候变化数据资料进行的最新更新。
 
  该应用程序已获得谈判代表的普遍积极反响。萨维恩坦承,严峻的现实是,一些代表对自己国家下届选举的兴趣,更甚于对具体详尽的气候预测,但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仍然让她感触颇深。“我知道,有瑕疵存在,有不公平存在,在会议进程中也会有缺陷和不足,但至少会议召开了,”她说,“所以,当我回家后与孩子们交谈时要特别强调:当人们在为如何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星球做出共同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但生逢其时,而且适逢其会。”
 
  ――贝思·萨维恩,美国佛蒙特州哈特兰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和项目主任。
 

“限制气温上升目标为1.5 °C或以下”

 

  艾伯特·宾格(Albert Binger)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告诉大家说,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2℃的目标简直是疯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达到2℃之内的限制目标会很难。”
 
  宾格在牙买加山区长大,在石油工业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之后,获得了乔治亚大学的农学博士学位。如今,他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提出岛屿国家将为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在1.5℃内作出努力,甚至在1.5℃以下那就更为理想。他以岛国人特有的幽默说:“我们大家都需要出面来清理自己造成的这种该死的混乱局面。”
 
  虽然宾格有权全程参加会议的所有会谈,他还是将谈判任务交给了其他谈判代表――他的工作是掌握科学证据,为更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实际上,他的努力有助于为会议演讲和辩论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一个岛民,谁又能够承受因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而失去一切之痛呢?宾格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希望限制气温上升的目标为1.5 °C或1.5 °C以下,我们这么提出,并不仅仅是为岛国居民考虑。1.5 °C的限制目标比2°C的目标更能让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美好。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高枕无忧了。”
 
  ――艾伯特·宾格,小岛屿国家联盟及其成员国格林纳达科学顾问。
 

“科学家应在谈判和协议制定中起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物理模式研究人员的工作远比政治家们要容易得多,我们所研究的分子至少不会按着自己的想法各自为政。”从事气候模式研究的科学家劳伦斯·布贾(Lawrence Buja)如是说。
 
  在2008年于波兰召开的缔约方会议上,布贾介绍了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第四次评估结果得出的气候模式。当时的气候模式研究小组是由他率领的,但如今他指导的是一个新的气候模式研究小组,致力于开发综合性的气候模式,这种气候模式将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也考虑在内。
 
  布贾的研究重心的变化正反映了NCAR所作出的一个重大转变,布贾将它称之为“巨大的变化”。他说,完善气候变化的物理模式将仍然是科学家的一项核心活动。通过气候模式,科学家对温室气体产生潜在影响的问题,一方面澄清一些事实,一方面提供更多的细节。NCAR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各种应对方案,需要给决策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哥本哈根,布贾的一位同事提出了以2050——2100为时间框架,根据气候模式分析得出的减排量和时间要求的目标。布贾开始探讨这些问题,并回答与物理模式有关的一些问题,加紧为将于2014年召开的IPCC第五次评估会议作准备。通过这类会议,可进行信息的双向交流。他说:“在这些会议上,科学家也可以了解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协议是如何制定的,以及科学家在谈判和协议制定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劳伦斯·布贾,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气候模式研究人员。
 

“为政治解决注入新的科学理念”

 

  “坦率地说,对于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许多人会说去参加这次会议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认识许多活跃在政界边缘的人物,他们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杠杆作用。”气候学家马丁·帕里(Martin Parry)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如果有人问帕里,哥本哈根谈判的趋势将会如何?他说关于这一点,他不会有什么线索。他与谈判代表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但他认为与科学家及一些倡导者的思想交流很有收获。帕里认为,这样的讨论有可能特别重要,比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WWF)等倡导团体将会游说谈判代表和政府官员,为政治解决过程注入最新的科学理念。
 
  帕里还在思考如何评估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突破口:一些影响可以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消除,还有一些可以通过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对于财力承受不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需要来自富裕国家的财政援助。但目前在减排问题和资金投入方面的提议却远不足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重大冲击。
 
  帕里指出,这次会议要设法弥合这方面的差距。同时他也希望,如果能这样来看问题,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那么,哥本哈根会议将对决策方面的不足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包括减排和资金投入两个方面。
 
  ――马丁·帕里,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气候学家。
 

旨在建立新协作关系的REDD提案

 

  保罗·穆蒂尼奥(Paulo Moutinho):“我相信,旨在保护森林的REDD(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提案)不仅仅是用来解决热带森林砍伐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而且将在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协作关系。我相信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
 
  穆蒂尼奥最近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如何利用碳市场遏止毁林所致的碳排放,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土著人的权益。尽管通过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完善全面条约的希望已渐渐淡出,但他仍坚持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森林碳部分,即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作出重大决定。
 
  比如通过REDD提案,一些富裕国家可通过为发展中国家保护森林提供资金的方式来“减排”。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穆蒂尼奥介绍了他所在的机构对于REDD问题调查的最新进展,以及巴西对温室气体减排所作出的承诺。
 
  对穆蒂尼奥来说,哥本哈根是科学理论与政府决策的一种完美的结合。他说,花时间进行现场调查或在《自然》、《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应做出的努力之一,但结果都必须转化为决策者能够加以消化的形式。“科学是一种工具,目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对科学的看法,而这也正是我所在做的事情。”谈到REED提案时,穆蒂尼奥说,科学正在迅速发展,在哥本哈根谈判中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保罗·穆蒂尼奥(Paulo Moutinho),巴西巴西利亚亚马逊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协调员。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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