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中，一般将小说分为犯罪、奇幻、爱情、科幻、西部、励志、恐怖等门类，其中科幻小说类比较特殊，因为它天然地与未来想象联系在一起。正如设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未来意识中心”的主任汤姆·隆巴多在世界未来学会2014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科幻是思考和想象未来的试验场”“科幻是关于未来的智库”。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科幻作品比科学论文还要重要，因为科幻让想象力插上翅膀，尽情翱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的文学门类。

　　

　　进入21世纪后，部分由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世界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不断增大，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也在加深。因此，科幻作品愈发受到欢迎。读者们希望借助科幻作家的丰富想象化解一部分忧思，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挑战寻求一些思路。美国未来学家、战略预见咨询专家、科幻小说家玛德琳·阿什比女士说过：“作为人，我们不喜欢变革，而科幻作品是讨论变革的少数渠道之一。”阅读科幻作品的过程仿佛是应对未来必将出现的巨大变革的心理演练过程，于是，读者对变革的适应性有望增强。这是怎么实现的呢？英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早就指出，人们在阅读科幻类或含有超现实元素的其他虚构作品时，只有自愿地放弃对作品中超现实内容的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字面意思是“将怀疑悬置起来”），才可能理解与享受作品。这类作品读得多了，“悬置怀疑”就慢慢成了习惯。美国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于2005年提出来“设计幻想”（design fiction）的概念，为的是利用幻想来启发面向未来的技术产品设计。他认为，设计幻想能够通过对叙事原型之有意识的利用，使人们放弃对变革的怀疑。

　　

　　本期《世界科学》翻译发表了8篇原载于美国《连线》杂志的关于工作之未来的科幻作品。《无需信任》的作者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1976—），他为中国科幻作品走出国门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他翻译的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夏笳和马伯庸的作品已经在国外发表。2015年，他翻译的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2015年度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2016年，他翻译并推荐的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再获雨果奖。《真正的女孩》的作者劳丽·彭尼（1986—）是英国专栏作家。《安慰剂》的作者游朝凯（1976—）是出生于台湾的美国科幻作家。《农场》的作者查莉·简·安德斯是美国作家，曾在香港生活过。《第三瓣》的作者妮茜·肖尔（1955—）是美国黑人女作家。《分馆》的作者尤金·林是纽约一家中学的图书馆员。《最大流出量》的作者亚当·罗杰斯是《连线》杂志的副总编，看来，该杂志在遴选作品时是“举贤不避亲”的。《强制使命》的作者玛莎·威尔斯（1964—）是美国作家。这8位作者，4男4女；包括了白人、黑人和亚裔；他们的出生年份分布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广泛区间。总之，作者的性别结构、种族结构和年龄结构都相当合理。

　　

　　日本著名决策研究学者户田正直（1924—2006）于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人、机器人与社会：模型与猜想》（Man，Robert，and Society: Models and Speculations） ，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时间概念的边界”。户田正直在这一章中写道：“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若是太贫弱，则了无意趣；若是太大胆，则没有几个读者跟得上。所以说，好的想象，必处在直觉可接受的边界地带。于是，科幻小说成为我们很有价值的研究源。”本期的这8部作品属于想象力“太贫弱”，还是“太大胆”，还是“处在直觉可接受的边界地带”？就由本刊读者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