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140年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遥远将来的未来科学所具性质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见解:“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28页。)在1845 ~ 1846年跟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而谈到把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统一的历史来考察这一原则性要求:“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恩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1页)。

在马克思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关于未来统一科学的论点具体化了,并有了论证,这就具有了科学预测的性质。当代各种不同学科互相接近的过程,证明了这个预测的正确性。

但是,在马克思作出这一预测之时,各学科的这种互相接近是否就存在,并以此为其预测前提的呢?首先必须强调一点: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作为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还只在形成之中;与此相关联,各门社会科学也刚刚开始具有科学形态,它们是在唯物史观诞生过程中才成为真正科学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自然科学只开始超出单纯分化的发展阶段。在19世纪30年代末,即在马克思作出这一预测之前不久,由于生物学中细胞学说的建立,生命自然界的两个一向被截然分开的领域(动物界和植物界)统一起来了;同在这个年代,法拉第在电学和电解学方面的发现不仅把电的一些不同形式统一为一整体,而且预示了电学跟化学的联系;但是,直到40年代中期,建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条件则还只在形成中,在这个定律之前先确立了力学与热学之间的联系(热的力学当量学说),而只是到50年代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这个基本物理规律,才为揭示一切物理形态能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以及物理能与化学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开辟了道路。

因此,对所有科学知识从理论上作出综合的现实条件尚未成熟。预测所能做到的只是根据科学发展趋势呈现出的各种初期征兆,以预言方式推断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马克思的伟大天才就在于此。

实现马克思预测的前提、条件的形成

在实现马克思预测的方向上第一个,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事实,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人类思想名副其实的伟大成果。在这本著作中,整个社会科学表现了它们的统一性和深刻的内在联系。促成这种理论综合的是对贯穿于整个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发现。按照这些规律,整个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它在下面这一点上表现了其整体化功能: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关于一切运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规律既在外部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中起作用,同时也在反映外部世界的人类思维和意识中起作用。这些最一般规律按其自身实质来说,它们的内在联系正包含着自然界和社会中所发生的,并在人的思维中得到反映的那些联系。

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自然科学整体化的急速发展局面。光谱分析的问世(1860年)把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彼此联系起来,创始了天体物理、天体化学这类边缘学科;继之,热学、力学和化学也联系起来,形成了化学热力学;进而电化学又再把电学跟化学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在此基础上,80年代末,物理化学这门边缘学科诞生了。19世纪与20世纪紧相交接之际,在化学与生物学的接合点上,作为这两门学科中间环节的生物化学形成了。

按照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怎样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效地承担其整体化功能的。在此同时,恩格斯着重研究了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交接领域,揭示了作为社会要素的劳动在从猿(有生命的自然物)向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样,就展示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新联系和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环节,因而也就给马克思的预测提供了更广泛,也更基本的根据。

但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对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这是对各门社会科学作整体综合的关键。这一研究首先反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两书中。

首先,马克思指出:社会科学眼自然科学一样,以揭示所考察现象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因而也就具有彻底的决定论性质。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说明:“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恩选集》第二卷第207、208页)

从这种观点串发,马克思一再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在性质上的共性。其次,马克思认为以下这一事实就表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性:科学在19世纪跟工业,跟生产,因而也即是跟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人类物质实践活动越来越紧密地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其实践目的把它自身直接包含于社会生活各种相互作用因素的总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科学日益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这个公式就表达了这一点。第三,贯穿于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数学方法,对于这些学科的沟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从本质上说,数学是从所研究对象特有的质的规定中抽取出来,仅仅考虑其反映于诸如量值、数、函数、几何形体、结构、模型等等概念中的量的方面。这种方法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找到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特别是各种经济学科之间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可找到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尤其是跟各种物理力学之间的共性。据保尔 · 拉法格说,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能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地步。而马克思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门类和自然门类融合为未来的一门科学之预测,正是以设定它们先达到这种完善地步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到19世纪末,即在马克思作出他的预测之后半个世纪时,这一预测的现实性已是没有疑问的了,尽管这个预测的实现直到今天还仍然是一个遥远未来的前景,所能肯定的只是:科学认识的发展进程会朝着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所预料的方向前进。

在马克思所预言的道路上前进

由于一些独立的学科不断沟通(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基础学科内部,还是整个这两大基础学科之间,都在不断沟通),19世纪已有端倪的整体化趋势,在20世纪前半期日益显著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沟通的必然性,突出地表现在同—范围的现象成为一些不同学科共同研究对象的场合(当然是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绝不能把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统一科学了解为某种自满自足、统袭各方、“包容一切”的知识,而不再有任何专业,也无须对各领域作深入的研究了。这从现代科学发展的每一步伐看来都是十分显然的。

诚然,科学知识的分化会造成一种危险:这会使科学家只专注于自己选定的一个小小领域,而不了解自己参与其中发挥作用的科学整体,因而变成一种狭隘肤浅的专门家,这就会失去对其自身毗邻专业的“互助精神”。在未来的统一科学中,这种危险将会消除。首先,所有科学家,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知识外,都会同样掌握一般科学方法,掌握科学的辩证法及其发展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第二,他们都将参与对各种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探索和发现,因此就可以沿着彻底的决定论路线前进。第三,他们都将会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研究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跟社会实践,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所获有益于人和人类的科学成果从其中求得有明确目的的实际应用。

科学家在科学上所走的道路和使用的方法,在大多情况下是很狭小,很独特的,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道路和方法,都将在科学活动的一条共同航道中统一起来,这条航道叫:认识真理和在实践中掌握真理

马克思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列宁,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文(1921年)中描绘了从事不同职业和专业的人们,当他们为一个共同任务所吸引时,可以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的清晰图景。未来统一科学形成的方式大概就将是这样的;这种统一科学通过科学方法和世界观的共性,而能包括科学家们各种截然不同的专业,并把它们紧密结合到一起的方式,大概也将这样。

列宁写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内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当的科学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75页)

由于未来的统一科学是根据从每个专业的材料中找出的相互连接点,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而达到基于对一切科学(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都共同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了解,因此,它必定会包括科学家们各种极不相同的,以至极细、极窄的专业。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深入地研究了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环节的技术问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技术本来无非就是把科学所了解的规律运用在实践上有益于人的方面,换句话说,正是在技$中,因而也就在技术科学中,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彼此之间会发生直接的相互联系。这样,在各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当然也就发生同样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

列宁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

客观过程的两种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两个形式的关系。……

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的规律)所规定。”(《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版第200 ~ 201页)。

从这里可以对技术自身的本质得出一个结论了。技术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它跟外部客观世界(自然界)相联系,以运用外部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根据;另方面,技术又跟人的实践目的相联系,即跟人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及其规律相联系。列宁把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环节的这种两重性表述为一个公式:“技术和客观世界。技术和目的。”(同上,第201页)

在马克思的预测提出之后的第二个50年里,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了。20世纪整个前50年中,自然科学革命,首先是物理学的革命蓬勃展开,这为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科技革命准备了前提,而这场科技革命则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技术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科学在19世纪已开始日益迅速地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因为它已能供给工业所迫切需要和要求的东西。科学这种日益加快的转化速度,产生了一个十分新鲜的现秦,这就是:科学自身的发展在20世纪已走到了生产和技术的前面。不过,这不是说科学脱离了生产和技术,而是说科学上有些课题在提出和解决时,实践中还未显示并形成它的具体形态,而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形式,通常只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远景“悬在空中”。科学可以遥望未来,展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指明获取这些可能性的途径和方法。

在科 - 技革命中,不仅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且科技本身的发展,跟孕育并产生它的各种社会条件,也处在更密切的相互作用之中。

分析一下科 - 技革命的社会后果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不只促成科技革命发生的因素完全相反,科技革命进行的方式,尤其是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截然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进一步激化,如失业增多,人民更加贫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正相反,科技革命使人民物质生活更丰足,并为共产主义奠下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对科技革命的实质及其后果问题的研究,仅仅在自然科学一个领域里,或仅仅在社会科学一个领域里,都不可能。从实质上说,这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问题,只有把上述所有三大类科学最紧密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研究深透。因此,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怎样必然地使一些学科本身趋于整体化,趋于相互联系的;而马克思在作出化的预测时所说的科学,首先正是指这样一些科学。人类在实现马克思预测的方向上,最近三分之一个世纪这样一个短时期里所走的路程,要比近一个世纪整整100年所走的路程还要远得多。现代科学中,加快统一科学进程的一些新方向已经出现。控制论就属于其中之列。控制论所研究的是贯穿于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社会生活中,以及技术中控制与自动控制的过程。它在揭示这些过程共同的规律性并建立有关研究装置(如电子计算机等)的同时,也就使其自身直接包容上述所有三大类科学,把它们结合为马克思所预测的一门科学。从仿生学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仿生学把现代一些最精密的技术部门跟进化论生物学的一些重要侧面(如,关于生命有机体从不甚完善的形态向较为完善形态发展的理论)结合到一起,它自身就是作为这种结合而形成的。

这种走向未来统一科学的进程,在诸如系统分析、模型论和信息论这些新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宇宙的研究,对自然保护的研究,对科学学以及对科学、技术、艺术和社会创造问题的深入探索,也都是些广泛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从各自的方面促进着向统一科学发展的进程。对任何一个这种综合性问题的具体考察,都要求加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相互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比马克思的预测完全实现的日子更临近了。但愿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Прuроòα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