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才，《江西医药》主编、教授、主任医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译协理事、江西省译协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监察咨询工作委员会副主委、江西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1991年载入英国剑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独立翻译《希氏内科学》等医学名著，主持编译《英中医学辞海》。

潘：《希氏内科学》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百科全书式医学巨著，撰稿人多达237人。而您竟鼎一人之力，历经坎坷，耗时三十寒暑，终于将该书第十五版中译本（共十册）于⑽86年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这一事迹（也是奇迹）通过报章杂志电影电视媒介早已闻名海内外。实现平生宏愿，您并未自满自足、陶醉不前。《江西医药》杂志从1986年第1期起又开始连载您译的第十七版增补内容，三年才刊毕。看来您的一生已经和《希氏内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的确如此。最近，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希氏内科学十七、十八版补译本》，中华医学会会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特为此书写了序言。去年国外寄赠我一部《Essential of Cecil's Medicines》，中译本定名《简明希氏内科学》（约140万字）交青岛出版社，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欣然作序，现已发稿。

潘：很荣幸有机会与“译坛高手”您谈科技翻译。

翻译界“直译”与“意译”之争相持不下八十余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您以前似乎说过，实际上不应存在什么“直译”、“意译”孰优孰劣的争论？

王：我一贯认为，翻译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从外语直接到中文，而是读懂、理解原文之后，再用准确、流畅的中文（汉文）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译文是通过“外语→理解→中文”这样一个模式产生的。反过来，中译外也是一样。写或说中文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中国人是怎样写或说这层意思的，译文既是中文，就应按中文的表达方式，要合乎中国人的行文规范。我在翻译《希氏内科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上述原则，为求说得明白，使中国读者看得方便，不拘泥于字字句句符合原文，而比较“中国化”一些，甚至不惜稍加改动。但要注意，信息量不能减少，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持或反映原文的风格。那种“对号入座”式的所谓直译，和有些并没有真正看懂原文、只是大致揣摩原文含义的所谓意译，显然都是不可取的。总之认真说来，应该是不存在“直译”和“意译”之分的。

潘：您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王：好，就拿“医学诺贝尔奖”来说吧。原文是“A Nobel Prize for Physiology or Medicine”，据此译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似乎是不错的，但这个“或”字读起来总觉不顺，拗口。英文“or”是选择性连词，用在这里很准确、恰当。因为每年的诺贝尔奖，只授予生理学和医学领域两者中的一个。而汉语在处理这种选择性情况时是怎么说的呢？比如我们说：“来自北京、上海和南昌的医生，请到二楼报到。”显然，一个医生来自北京，就不会来自上海、南昌，但我们用的是“和”字，却不用“或”字（也可以不用连词）。这句话如要译成英语，就得是“Doctor（s），from Beijing，Shanghai or Nanchang...”，必须用“or”，'不能用“and”。所以我觉得上面那条术语宜译作“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或索性译作“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前年我编《英中医学辞海》时，有一个词条，原文是这样的：

Chromomere：Any one of the beadlike granules seen in prophase occurring in series along the Chromonema of a chromosome。

译文“染色粒：细胞分裂前期沿染色体的染色线成系列排列的任何一个珠样颗粒。”字面上是不错的，但其中的“任何一个”读起来很不顺口。中国人如写这句话，肯定不会有“任何一个”这样的说法；再说，“任何一个”珠状排列的是染色粒，两个、三个这样的珠状颗粒就不是吗？实际上成系列排列的那些珠状颗粒都属染色粒。看来“任何一个”不仅读起来不顺，从中文来说，还不准确。它译自原文的“any one of”，为什么英文要这样表述？不要行不行？恐怕不行。原因很简单，英语名词有单复数之分，辞书上名词词条皆用单数，而词条与释义是主系表的呼应关系，故也得保持其单数形式；汉语就不同了，汉语名词没有单数、复数形式，所以此条译成汉语时去掉“任何一个”，反更准确。可见译文准确与否，不是也不能看个别单词，而要从全句的整个意思来考察，同时要注意中外文之间的微妙差别。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栏目，配有英文字幕“WORLD NEWS”，而非“INTERNATIONAL NEWS”。这是因为，我们所称的“国际新闻”，在英语国家则通称“WORLD NEWS”。这是“直译”么？不是；是“意译”么？也不是。这就是翻译。回到前面我提出的模式，就是理解原文的确切含义，再用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既然英语国家对国际新闻的说法通常是“WORLD NEWS”，就应选择这样的译法，尽管按字面来说，“WORLD”并非“国际”，但它比“INTERNATIONAL”更忠实于原意，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应如此。只有这样，译出的中文才可能是地道的中文，译出的英文也应该是地道的英文。我个人认为，“直译”、“意译”应该是融会贯通的。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再创作过程。我们不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英汉对照的英语学习读本（trot），即让读者拿着中译本去对照阅读英文本，为此必须力求字字对应，而是提供流畅、通顺而内容准确的译本。

潘：医学翻译属于一种有特色的科技翻译，您体会一名称职的科技翻译工作者应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王：我国翻译界先驱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尽管认识不尽一致，翻译工作者仍然把“信、达、雅”奉为翻译的圭臬。科技翻译虽说比文学翻译的要求可能要低一些，但如要文学翻译家承担科技翻译，恐怕是难以胜任的。从事科技翻译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外语、专业知识和中文。由于科技翻译往往是由本专业的科技人员承担的，业务知识一般应不成问题，外语水平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倒是驾驭中文的能力易被忽视，而这一点其地位丝毫不亚于上述两方面#要想把科技资料、文献、书籍等翻译得出色，除精通外语、熟悉专业知识外，还得有扎实的中文根基！

我觉得怎样强调翻译工作者应加强中文修养都不过分。“汝苟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搞好翻译，功夫也在外语之外。在哪里呢？中文。我在江西师大外语系的一次讲话中说过，假如让我来录取外语系新生的话，面对总成绩都上了线的一批学生，我宁肯招收中文呱呱叫、外语一般的学生，而不愿招收英文突出、中文很糟的学生。我甚至可以不考外语，只考中文，再听听你的普通话说得好不好，来决定是否录取。因为外语系新生入校以后仍旧从ABC学起，大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文好就有培养前途，学起外语来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测试普通话纯正与否，则是考察你对语言的模仿能力，我这种主张可能有人认为失之偏颇，但我的确痛切感到，要大声疾呼外语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外语工作者）加强中文学习。他们迟早会发现：一个外语工作者取得成就的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中文（而不是外语）水平的高低。

潘：外语是翻译（包括口译、笔译、机器翻译）工作者的看家法宝，亦是基础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得力工具，它对日常临床工作者来说是不是可有可无？

王：我的答复是：要切实做好临床工作，外语同样是非常必要的。说说我的一件往事可能不无裨益。

1976年秋，我不幸因高度近视导致左眼视网膜脱离，这是一种治疗不当会产生失明后果的严重眼疾，手术后还有复发的可能。当时很快住进某大医院眼科进行手术治疗。由于裂洞很大，医生给我做了巩缩和电凝。又因裂洞在上方，术后医生让我取头低脚高侧卧位，绝对卧床。加之双眼包扎，什么也看不见，吃饭、大小便都不能下床，痛苦之状可想而知。术后眼睛一直包着，不给换药，怕眼球转动、网膜再次脱落。直到第8天，才草草看了一下。第10天拆线后，又给戴上小孔眼镜，以防眼球转动。出院后还要求继续戴3个月以上，这种小孔眼镜只能形成典型的“管视”，痛苦异常。

术后回家不久，发现网膜并未治愈，经院复查，把我转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这国内最负盛名的网脱治疗“圣地”做了两次手术。这次做的是环扎加电凝。令我惊异的是，医生没有让我取头低脚高位。术后第二天就换药，观察手术效果，及时处理发现的情况。只包患眼，不包健眼，便于生活自理。拆线后也不用戴小孔眼镜，“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治疗。当我和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谈起这些事时，他们说那些处理方法他们早先也用过，后来废弃不用了，国外六十年代末就已报道了。你看看，信息不灵，我们还在重复那些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的“繁琐哲学”。应该说，这里面并不牵涉任何设备、条件或医疗技术问题，“拿来”就可以应用。回来以后，我给原来为我治疗的那位眼科医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这些情况，我想这对他们今后处理类似问题，在减轻病人的痛苦和不便上，可能有所帮助。

我相信我的亲身经历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外语学习和日常临床工作的关系。

潘：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怎么办？

王：这是难免的。困难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语言上的，一类是业务知识上的。前者相对好解决。外文科技资料行文大多比较规范，“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要反复阅读、推敲、咀嚼，特别是运用语法知识进行剖析，问题一般都能迎刃而解。

如果吃不透、拿不准原文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就麻烦了。这时候只有暂停翻译，去查考有关文献资料，或者请教有关专家。

潘：《希氏内科学》中文版第三分册第168页有一段百余字的文字，叙述七十年代才崭露头角的尖端医学仪器CT。您当时正在狱中译第十三版。那个年代国内学界又有几人知晓CT是怎么回事呢？

王：是啊，多亏因“日本特务”罪名含冤入狱的山西大学罗元贞教授（后平反）教我日语，使我能看懂一份有关CT的日文资料，才妥善译就了那段内容。

潘：可有时查检文献、请教行家之后还是不甚了了，译人或者不加说明地予以“适当删节”，或者采用很绝妙的“编译”、“译编”手法“瞒天过海”，不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么？

王：我对这些翻译“技巧”不敢苟同。译程“触礁”，又没办法补救，我看只有另请高明，本人罢手不译，不要去硬翻；这当然是不得已、很令人遗憾的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却别无良择。专业知识毕竟是科技翻译的要素之一，自己不懂的东西，何以服人I“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实是不可能的。医有医德，文有文责，译何尝没有“译责”。译出来的东西，文艺的也好，科技的也好，对得起读者才最终对得起译者自己！

潘：感谢您挤出宝贵的时间接受《世界科学》委托的访谈，最后请您透露一点手头即将问世的大作？

王：青岛出版社立意开拓，有气魄，有胆识，将陆续推出何界生先生主编的大型套书“世界医学名著丛”，陈敏章、顾英奇（卫生部副部长）担任“译丛”顾问。去年才从国外寄来的《简明希氏内科学》位居“译丛”的第一部，不久可望出版。第二部1991年版《药物评价》（Drug Evaluation）又是一部颇具分量的巨著，估计有三、四百万字，中华医学会委托我主持译务。

（本刊特约译者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