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提要：这篇论文分析了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未来供需状况的预测。大学学龄青年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愿意从事科学或工程职业的学生所占的比例都表明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在学士和博士这两个级别的人才将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倘若这些预测变成现实，那么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会给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考察了招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并使其留在本专业的各种方法。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一年一次的致辞按照惯例是庆祝美国科学和工程事业过去的成就，并憧憬未来发展前景的机会。因此，这里指出10年以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也就是一个新的千年纪——是十分恰当的。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企图预测未来的状况，但是，预测未来始终比回顾过去更无把握、更带危险。新的10年，新的一个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年纪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在这里我不打算预测那些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奥秘，也不想评价比如说2020年时科学与技术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了那个时候科学和工程对美国的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将比现在更大。历史事实使我确信，90年代期间我们在科学与工程的财力投资和人力投资问题上所作的决策将会对美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很久的国家实力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现在来考虑一下我们是否能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一些教训，以便在制定上述决策时能引以为鉴，也是十分适宜的。教训之一就是展望未来的机会并试图据此决定未来的进程的重要性。仅仅50年前，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深信科学技术对于美国在它即将被卷入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取得胜利将起关键作用。1940年6月15日，也就是纳粹德国攻占法国前几天，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会长万尼瓦尔 · 布什关于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一项建议，以便动员美国科学界投入战争。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布什的建议将使科学界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美国的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由于战后美国科学界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大学得以利用公共资金来从事基础研究和培养青年科学家，但这种关系的确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科学界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进行大量的政治协商。
布什1945年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题为“科学——无止境的新疆域”）雄辩地论证了联邦政府为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提供资助的合理性。那份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建议是成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后来被称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负责提供这种资助。该机构履行其职责所需的经费估计第一年为1850万美元，到第五年将增加到8250万美元。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第一个财政年度中（1952年），国家给它的拨款为1500万美元；1958年，这一拨款增加到4160万美元，大约为布什当初在他的报告中所建议的数额的一半。一年之后，随着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猛增2倍多，达到1.373亿美元。
1947年，以约翰 · 斯蒂尔曼为首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更全面的论述全美国的研究开发活动的报告。1947年美国全国的研究开发经费估计为11亿美元。斯蒂尔曼的报告建议在以后10年中使这一经费增加1倍。到1957年，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仅联邦政府拨出的研究开发经费即已增加到39亿美元。该报告还建议把基础研究经费从1947年的估计值（1亿美元）大大增加，到1957年时使其增加3倍。但是实际上联邦政府1957年用于基础研究的投资仅上升到2.62亿美元。2年后，由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美国造成的冲击，联邦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拨款才最终达到并超过了斯蒂尔曼的报告所建议的水平。
布什和斯蒂尔曼的报告都认识到美国有必要加强其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基础人才资源。布什的报告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损失了15万名科学专业的学士人才，而在1941~1955年期间，博士人才的累计短缺人数达到了16000名。该报告建议每年提供300笔研究生奖学金以缓解这一人才短缺局面。
斯蒂尔曼的报告直接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研究开发活动的最高限度是由现有的受过培训的人才数量决定的，而不是由现有的资金多少来决定的。”在1947年，美国每年培养的理学博士大约为1600名，斯蒂尔曼的报告建议到1957年时增加到每年5500名。但到1960年，美国每年培养的理学博士还不足5000名。是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产生的冲击促使美国最终在5年内把培养理学博士的步伐加快到超过斯蒂尔曼建议的水平。要落实斯蒂尔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这些有关财力和人力投资的建议，由苏联人造卫星所产生的美国全国性的危机感是必不可少的。
我之所以谈及这两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的预测未来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资源需求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证明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危险性，不如说是为了提醒诸位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开发资源的增长是不平衡的，有时是不确定的，而且常常与难以预测的事件有关。朝鲜战争使50年代初期的研究开发经费获得迅速增长，而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则为美国在60年代增加研究开发投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尽管人们早在许多年之前就已为增加这种投资的必要性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时下我们通常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看成是美国科学繁荣的起点，但指出下面这一点是不无裨益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科学研究的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基础就已经开始得到加强了。在1930~1940年的大萧条时期中，美国全国的研究开发投资实际上翻了一番，从1.66亿美元增加到3.45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靠统计资料现在已不可能得到，但是，从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大专院校授予的学士学位数一直在不断增长、W00年美国有近3万人获得学士学位，到192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5万。在随后的10年中此数字又翻了一番，达到10万。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年），美国各大专院校授予的学士学位数将近50万，而到1970年时这一数字已接近了其目前的水平（每年约100万）。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有过3次引人注目的授予学士学位的离潮，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国曾有过3次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高潮。头两次高潮分别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而可以认为是参战老兵大批复员回国所造成的。与此巧合的是，在这些时期中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在20年代，工业界和政府的研究实验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增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美国大专院校招生的第三次高潮始于60年代，这一高潮的到来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口激增的年代里出生的一代人已先后进入上大学的年龄。当然，在这段时期里，因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在美国激起的科学技术热仍处于方兴未艾之中，所以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就业前景看来是相当不错的。
本世纪中美国大专院校的三次招生高潮都是由于大批人达到入学年龄和联邦政府加强科学技术的财力投资这两方面因素碰巧凑在一起而促成的。招生的高潮又导致了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高潮。如今美国需要足够的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对付它所面临的众多国内外问题，这已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但是，加强这两类资源的基础在今后将会遇到比过去更多的困难。许多部门都在同科研部门竞争，力图从联邦政府预算中为自己争到更多的资金，而作为美国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基础的年轻人才的数量又在不断减少。今天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时代里力争保持科研的高水平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资金与人才的短缺
1986年2月，白宫科学委员会负责调查美国大专院校状况的工作小组提出的报告（即所谓帕卡德 · 布隆尼报告）建议在以后5年中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增加1倍，以保持大学研究系统的活力。随后提出的预算方案都曾试图纳入这一建议。但在1986年之后的每一年，国会拨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都比白宫要求的数额少得多。例如，一年以前，布什政府要求在1990财政年度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21.49亿美元，比1989年的水平（19.23亿美元）增长将近12%。1卯0年10月底，参众两院提交给总统的拨款法案规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为20.72亿美元，比1989财政年度增加1.9亿美元。但是，由于国会批准的总的联邦预算超过了格拉姆 · 霍林斯限额，因此所有预算项目一律需按比例缩减，这样就使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又减少了2800万美元。
国会之所以不能使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实现布什总统所要求的（以及更早些时候里根总统所要求的）大幅度增加，完全不是因为国会议员们没有认识到科学研究作为对国家的未来的投资的重要性。真正的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保证要尽力遏制预算赤字，国会不得不尽量平衡数不胜数的拨款要求。
联邦政府的研究开发拨款的增长的确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快，但是科研事业本身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以至于即使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翻了一番，也仍然无法满足大多数科研活动的需求。某些科研活动属于中小型项目，因而需要中小规模的资助；还有些科研活动属于“超级项目”（如超导超级对撞机和人类基因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普雷斯呼吁科学界制定一套广泛的衡量标准以协助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机构确定研究经费的重点使用方向。他要求科学家和工程师把一味只关心自己喜欢的项目能否得到资助这种狭隘观念抛掉、而把美国科学是否能在这一资金紧张的时期中保持长期的高成果率这个问题放到首位。
除了经费短缺之外，我们可能还必须设法面临科学家和工程师严重短缺的局面。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和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较为谨慎的看法，即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之时美国可能会累计缺少数十万名学士一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短缺可能又会导致美国每年缺少数千名博士一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这一局面在进入21世纪很久之后仍将继续存在。
根据预测，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将出现博士人才严重短缺的现象。对这些领域的预测是基于不同的假设而作出的，它不涉及学术界之外的部门对博士人才的要求；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类需求是很难估计的。在本文中我将着重探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情况。
用于预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供需状况的模型一直在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大多数争论都集中在定量的细节上而不是集中在基本的结论上。这一基本结论就是，除非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大学、工业界和政府将在4~6年后开始遇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短缺的问题，而到下一世纪初期，人才短缺的问题就将变得相当严重。
人才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资金短缺的后果更为严重。此外，为了缓和这两类短缺，需要做的事情绝不只是说服国会重新考虑预算重要、我们还应该让众多的美国青年相信，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报酬是丰厚的。值得为此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当初把我们吸引到科学事业中来的价值观念，同时必须重新重视这一说法：只有把研究与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们才会获得最充分的发展。
对学士一级人才的预测
现在让我们考虑在对人才短缺状况作预测时所依据的假设和模型。有两个因素表明在未来10年中培养出的学士一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几乎肯定是要逐年下降的。第一个因素是，到达大学学龄的人口总数在1996或1997年之前将持续下降；第二个因素是，获得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的大专院校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可能增加得非常迅速以抵消第一个因素所引起的下降。
美国人口中22岁这一年龄组的人数在1981年达到最高峰，为430万人，此后就下降，到1996年时降到320万人，然后又开始回升。在1981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达到大学入学年龄的人数的减少被报考大学的人数的增加所抵消，所以这几年中大学招生的人数没有出现下滑的情况。但是，现在大学招生人数的下降已是很明显的事情。大学招生人数持续下降的后果之一是今后几年中对新教师的需求量也可能随之下降。
由于达到大学学龄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获得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必须有大幅度的增加，才能保持当前每年培养出的学士人才的数量不致下降。这样一种大幅度的增加能够实现吗？历史资料表明，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从I960年到1980年，在22岁这一年龄组的美国人获得自然科学与工程（包括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者所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左右。最新的资料表明，1990年这一比例最多为4.5%。为了保持现今每年培养出的学士一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不至于下降，到本世纪末时这一比例必须上升到6%以上。
据鲍温和索萨预测，如果今后10年中这一比例仍保持在80年代的平均水平上，则从1987年到1997年获得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学士学位的人数平均每年将减少1200人。1997年后此数字将逐渐回升，到2002年时才恢复到1987年的水平上。这一预测相当于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中授予的学士学位数每年将减少3000个。
新的学士一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选择职业时可有多种途径。有些人将直接从事与科学和工程有关的职业，其他一些人则可能在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无关的领域中工作，还有些人将报考医学、法律或商业管理方面的职业学校。只有约5%的人去攻读科学或工程的博士学位。鲍温和索萨的预测是，从1987年到1997年，数学、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和生物学等学科中获得学士学位者累计将减少差不多7万人，而到本世纪末时这一累计下降数将超过10万人。国家科学基金会根据某些不那么保守的假设而作出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自然科学及工程领域中获得学士学位者的人数累计将减少近4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就业率比总的就业率增长得快——1986年，科学家与工程师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3.6多，而1976年这一比例仅为2.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10年中美国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人才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应当向那些现在正在选择自己的职业的青年人强调这一事实。
博士人才的供求状况
对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人才短缺状况的不安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美国的各研究生院是否能吸引足够多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来深造，以培养出满足未来需要的大批博士人才？1960年以后，科学与工程学科培养出的总的博士生人数增长十分迅速，到1972年达到最高峰，而从1972年起到70年代末，获博士学位的人数又连续下降，80年代初才开始回升。最近几年中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美国公民获得的博士学位数增加而造成的；例如，1987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有27%不是美国公民。分学科考察一下招生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72年，美国各博士培养单位授予了1000多个数学博士学位；1987年，这些单位授予的数学博士学位约为750个，其中仅有350个是授予出生在美国的研究生的。1972年，获得物理学与天文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1600人，而在1987年则下降到只有1200人，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二是出生于美国的。在生物科学领域，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从1972年的3500个增加到1987年的3900个（其中生于美国的学位获得者有3100人）。
这些发展趋势对未来预示着什么呢？前面已经提到，在22岁这一年龄组的美国人口中，获得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者所占的比例略低于5%。此外，在这些学士学位获得者中，又有5%的人将继续攻读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学位。如果这两个5%固定不变，则美国培养的博士生人数将随着22岁年龄组这一部分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可用“5×5规则”这一术语来简单地描述这种计算）。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进行这种分析时附加了另外一种假设：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研究生的人数今后仍将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即每年大约4500人。基于这样的假设，该研究报告预测，每年新获博士学位的人数将从1988年的14450人增加到1993年的15600人这一最高水平，尔后这一数字将持续下降，到2003年时降为13000人左右，接着又开始回升，到2010年时升至14200人。
为了从这些预测数字推出美国劳动力中博士人才的供给情况，我们必须对外国研究生完成博士学业后在美国的就业情况作出某种假定。当前，按所有的科学与工程学科平均统计，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研究生中大约有半数在美国就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50%来预测博士生的供给情况。在判断这些预测结果时，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资料的角度看，前面提到的两个5多是比较乐观的估计，而现在这个50%的数字（即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研究生中平均有一半在美国参加工作）则可能被证明是太高了，因为其它国家将具有越来越好的条件吸引本国留学生在学成后回国参加工作。
美国博士人才的供应量是否足以满足需求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次援引上面提到过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那份研究报告。1988美国全国聘用了12189名新的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5563人在大专院校，5068人在工业界，其余的则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聘用。这些新聘用的博士人才中有40%以上是顶替现有职位中因在职者死亡或退休而造成的空缺，其余的则是大学、工业界和政府扩大研究项目而新设的职位需要用人而招聘来的。
如果我们预测美国对新培养出的科学与工程博士人才的需求量将稳定在1988年的水平上的话，那么直到1995年为止新的博士生的人数都将超过需求量。1995年之后，供需之间将出现一个逐渐增大的缺口，到2003年这一缺口将达到最大，即每年短缺1500人。到2010年时这一短缺又将基本消失。
毋庸置疑，市场机制将会缓和预期的供需不平衡状况。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很缓慢的，并且将付出昂贵的代价。随着对人数日益减少的博士毕业生的人才争夺战日益加剧，学士学位获得者中前去攻读博士学位以求有较好的就业机会的人所占的比例肯定将会上升。但是这一积极的市场信息几年中还不会出现。在这段时期中，大学教师数量的持续下降可能会给新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传递一个消极的市场信息——攻读研究生的前景将不是很美妙的。无论如何，单单依靠市场机制，我们可能要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很久才能使博士人才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因此，较为谨慎的做法是采取干预措施来加强未来的博士人才的培养。这些措施包括设法增加获得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的数量以及增加学士学位获得者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的数量。
招收与留住学生的策略
美国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学生，使教育部门能够在不降低质量的条件下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呢？教育部收集的统计资料表明，回答是肯定的。这些统计资料来自教育部对1972.1980和1982年毕业的几个高中班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起所进行的跟踪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有意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合格学生在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这段时期中先后放弃了这一专业的学习。1980级的高中班学生的统计结果如下：
· 那些表示有意主修科学或工程专业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中，仅有46%的人最终获得了科学或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
· 放弃了科学或工程专业的大学新生中，仅有31%的人是因为觉得这个专业太难而放弃了这个专业。43%的人放弃这个专业是因为他们觉得其它专业更有趣、还有26乐的人则认为学其它专业将来更好找工作。
在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这个时期中，最初表示愿意学科学与工程专业后来却改学其它专业的现象，女生比男生严重，而最严重的则是少数民族学生。
下面是关于成绩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得分为B+以上）在大学一年级之前就放弃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的情况统计，这些统计资料对于制定有效的留住学生的策略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 只有58%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了四年制大专院校；有21%报考的是二年制学校或职业学校，还有21%则没有报考任何一类学校。
· 在这21%的没有报考任何一类学校的学生中，有整整四分之一的人在高中时曾学习了10个学期或10个学期以上的数学课程和理科课程。
这后一类学生（即学过10个学期的理科课程且取得较好成绩，但未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的人数相当于进了大学且表示愿意主修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总数的25%。如果这类学生能够进大学学习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即使以后有部分人又放弃了这一专业，预计未来20年中将会出现的人才短缺现象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避免。
上述统计资料启发我们可以采取几种措施来增加科学与工程专业中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有些措施是比较简单的，例如，为学生提供定向补助将使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有更多的机会报考四年制高等院校。类似地，除了经济上的补助之外，有效的咨询也能使更多的二年制学校的合格学生有机会在四年制学校中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
留住学生的措施应当是旨在减少中途退学的学生人数以及放弃科学和工程专业转而学习其它专业的学生人数。对后一种情况而言，科学专业是大学的所有专业中学生中途改行最多的一个专业，同时又是对其它专业的改行学生最没有吸引力的一个专业。有许多传闻表明现在大学的理科教师们对于他们的学生大批地中途放弃学习的现象感到洋洋自得，以为学生弃学是他们的教学严格之故。这样一种对待教学的态度有必要重新加以评价；在当前这种成绩优秀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攻读科学专业的人数异常之少的情况下，这一教学态度是很成问题的。
研究生教育的情况
旨在培养更多博士人才的综合计划应当立即开始。即使整个科学界在美国迫切需要一项这样的计划上完全团结一致，有关的工作——包括制定一项有广泛基础的方案、说服国会相信美国需要这样一个计划以及落实所需的资金等——可能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与此同时，由于预期将会出现一项更完整的全面计划，现在就应当立即着手采取第一步措施。我所设想的第一步措施是立即建立一个与全国国防教育法（NDEA）相类似的全国研究生教育计划（NDEA计划是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制定的。虽然它被称为研究生教育计划）。这项计划要求招收四年制的培训生，每人每年给予25000美元的津贴，其中16000美元是给学生的生活津贴，另外9000美元拨给大学以支付学费及其它费用）。为了着手解决美国的博士人才短缺问题，每年至少需要新招12000名培训生在校学习，每年所需资助总额为3亿美元。
要对付即将出现的博士人才短缺问题，仅靠这一项计划是不够的，还必须招收更多的研究生和研究助教以作为补充。但这项计划将会提醒美国全国上下注意到美国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正如当年的NDEA计划曾提醒美国朝野注意到苏联已领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这一严重问题一样。只要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是有可能说服政府和国会中的关键人物接受这一计划，从而使其纳入将于1991年1月提交给国会审议的预算一揽子方案的。
结 论
有些人可能会对30年来美国获得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士学位者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一事实感到怡然自得。但是，倘若对当今市场上的全球竞争态势作一番合乎情理的分析，那就没有任何令人感到欣慰的理由了，在过去的20~30年中，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深深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选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美国青年的人数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一事实如同一件丑闻。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有人指出美国学校各年级（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课程索然无味，教师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而且报酬太低。虽然人们已反复讨论过旨在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些方案，但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的措施。为了促使各级政府认真注意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教学工作并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必须作出加倍的努力。
不过，我们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努力保证旨在鼓励学生们攻读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各项计划有足够的资金。我们还需要自问一下我们作为科学家是否首先认真体现了那些把我们吸引到科学事业中的价值观念，美国的大学为它们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研究设施而感到自豪，这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几乎没有几位研究教授对于大学中的教师培训工作给予注意，至于自愿拨出自己的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经费用于改进这类培训工作的人那就更少了。
从事研究的大学对它们培养出的博士生的水平高感到自豪，但是那些对大学前的理科教学状况感到极不满意的教授中，却几乎没有人鼓励他们的研究生花一定的时间参加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教材编写工作。此外，也几平没有人鼓励自己的研究生今后到高级中学去从事教学工作。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我们试图在一个资源短缺的时代努力保持科研与工程事业的活力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选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科研机会是很多的，但即使是只实现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所需要的资金也是难于落实的。而找到受过良好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实现这些机会则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部分现有资本投资于未来人才的培养，那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保证未来所需的人才资源的供应。
公众对科学与工程事业的支持与其说是取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作出的发现与发明，还不如说是取决于科学家们的价值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公众从我们对教育的态度中最能看出这些价值观念。威斯莱 · C · 米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作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致词的题目是“科学的公共关系”。在致辞中他提到了他的一位导师约翰 · 德维的论断：“民主的未来是与科学态度的广泛确立密不可分的”，并建议在座的科学家们根据这一论断采取下列行动：
“作为大中学校的教师我们可以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树立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著作增进广大公众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的了解……我们应当做这些事情，但不是作为高高在上、自以为永远正确的说教者来做这些事情，而是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做这些事情——我们学到了适合于在各个领域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并希望让其他人也能掌握这一方法。”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说的，然而在今天，当我们正在向新的10年，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纪迈进的时候，这些话似乎更加适用于现今的情况。
[Science，199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