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应激又名心理紧张、心理压力。

美国精神保健研究所菲力浦 · 戈德（Philip Gold）说：“没有无应激的环境。在有些情况中应激并不占主导地位，人们可视其为多彩生活的组成。”许多人认为应激是消极的。因为“应激是某种超越个体能轻易应付的心理威胁或要求。”然而，应激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无应激压力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适度应激犹如提出挑战、促进兴趣的创作一样可起动因作用。以例示之，对于考试的紧张压力能促进学生静心钻研，通过最终的考试。

但是，潜在的积极因素并不足以压倒众所周知的应激与疾病的联系。从过敏性疾病、哮喘到癌症和心脏病，大量的研究提示高水平的应激通过干扰免疫系统以及对心血管施加额外的负担，促使疾病的发展。

近期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据。研究提示应激与疾病的关联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却酷似随环境和个体变化而变化的复杂关系式。用不同的观点处置危机，尽量的控制和顺应会使充满紧张气氛的环境突然发生变更。此情可以说明为何有些人显得能使压力和应激抛之脑后，哪怕身处逆境也可安之若素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发现包括以下成果。

1. 应激与焦虑和抑郁心理有甚为密切的关联。这种相关的最为显著的依据是脑内称为促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CRH）的脑内化学物质。在应激期，无论是焦虑或抑郁时，脑内会产生额外的CRH，而CRH进而触发体内一系列连锁反应。

戈德解释说：“目前已知，少量或适度的应激具有警觉的作用。它能使我们有效地思维，作出迅速的反应，以便更加适应环境。但是过度的应激却会招致不良的反应，它使人们无法发挥正常功能。使他们的记忆力下降、不能适应环境。并且作出错误的选择，使他们感到灰心丧气，丧失自信心……由此构成灾祸。”

2. 应激可以积累复加，但是应激造成的破坏部分取决于具体面临应激的个体的背景和素质。在一项涉及200名五、六年级儿童的长期研究中，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诺尔曼 · 格曼茨（Norman Garmezy）和恩 · 马斯坦（Ann Masten）发现智商高、家庭经济收入高并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儿童在高度应激环境中，比诸如来自离婚或不固定家庭的儿童能更好地适应紧张，家庭、社会的支持对紧张状态中的女孩尤为有助。对于男孩，不管是否有社会支持，他们较易在高度应激条件下发生精神崩溃。

3. 纵然在慢性、长期的应激状态中，个体感知应激的方式可成功地朝缓和其致病作用方向发展，在对居住于三英里岛核电站附近居民的研究发现免疫系统受到轻微抑制、血压略高以及体内应激性激素水平较高的人较易出现脆弱无能的表现，这些人倾向于将自己的窘境归罪于他人。心理学家伯姆（Baum）目前仍在继续这项研究。

4. 加州大学心理学家莱奥纳德 · 西姆（Leonard Syme）报告了职业性紧张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但是高度的职业性紧张伴随个体适应能力差、应变能力低时，就可引起麻烦。”西姆说，公共汽车司机可谓很好的例证。西姆对旧金山市公共汽车司机的研究显示了这些人具有明显的高血压病发病率。

公共汽车司机常常由于不能准时而与时间赛跑，由于误时会造成过失，司机就拼命通过减少停车时间和缩短午餐时间来争分夺秒。相应而来的是城市交通拥挤、乘客埋怨以及混杂在乘客中公司督察方面的抽查，所有这些都将促使司机的血压上升。西姆指出：“在世界各地，公共汽车司机具有高血压、骨骼肌疾患以及胃肠病的高发病率。”

然而，有些具有高度心理压力的职业却对健康并不构成危害。这种明显的差异是这些职业同样还给就职者相当程度的控制。这些职业包括建筑师、林务员、自然科学家、牙科医生、熟练的技工以及机器修理工。这是由南加州大学的罗伯特 · A · 卡雷萨克（Robert A Karasek）对5000余名美国和瑞典工人进行的四项研究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研究表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可自我规定工作时间，对工作有一定的顺应性和自由，因而他们较少受到应激作用的侵袭。

相比之下，饭馆、酒吧间的招待、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货运车司机和缝纫工人从事的职业则属于具有“高度心理要求和低水平控制”的职业。卡雷萨克指出，从事这些工作的雇员“有较高的心肌梗塞的发病率”，这种发病率高于从事具有较高控制水平职业的人的发病率。

显示控制与技巧有助于去除应激影响的另一例证可见于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常常面临高度应激的环境。在近期一场对华盛顿子弹队的篮球赛中，波士顿凯尔特队的拉雷 · 伯德在最后几秒钟内投球入网，比分由此变成平局。使得双方再打加时赛。对于伯德，这种投球的成功率是90%。据加州大学西姆的分析，最终比赛几秒内对他的出球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要求”，但伯德的在这种环境中的控制力极佳，这与他的技巧和能力那样同样出色。

在同样的环境中，教练和球迷却更易感到紧张压力，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投球的结果毫无控制。据西姆说：“当时教练连球也抓不住了，甚至不能将球传给伯德。而在座的球迷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人们往往无法应付应激的原因之一是机体需要维持平衡。美国儿童保健和发育研究所从事应激研究的乔治 · 克洛塞思（George Chrousos）博士说，应激是“机体对任何威胁或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当机体温度上升到90°F水平时，机体通过出汗来散热和冷却。饱食一餐后，机体的胃肠系统充分作用、消化食物，用于急需消耗的体能以及贮存。在发怒或恐惧之时，机体的紧急动员就是那颇为人知的基本反应——“拼斗或逃跑反应。”

克洛塞思说：躯体应激包括“营养不良、疼痛、外科手术、麻醉、失血、烧灼伤、感染和炎症。”而情感性心理应激则五花八门，从儿童远离父母时的伤感到朋友或配偶去世后的悲伤，形式多种。

个体如何对各种各样应激作出反应取决于个体以往的经验，以及可能还依赖于遗传。美国儿童保健和发育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斯坦芬 · 索密（Stephen Suomi）对猴子进行的研究提示，约有四分之一的动物天生具有行为上表现为“紧张不安”的生物化学特性。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杰洛姆 · 卡根（Jerome Kagan）对婴儿进行的类似研究也提示有些儿童可能天生对应激较为敏感。目前该研究的目的是力图早期鉴别出具有这种遗传素质的儿童，以求帮助、教育他们如何减少紧张心理。从事应激以及愤怒情感研究的南加州大学的查理斯 · 斯皮尔伯格（Charles Spielberger）认为：不管经验和素质如何，“纵然是最有自信力的人，如果遇到以往未曾体验到的经验以及缺乏一定应付素质的情景时，那就会感到应激压力。”

时间的不足和察觉到自控力的欠缺也可加强应激。其例之一是北卡罗列那大学的苏珊 · 汉尼斯（Suzanne Haynes）和安德列 · 拉克劳克斯（Andrea LaCroix）对话务员进行的研究。

话务员应用录像显示终端回答客户对电话号码的询问。在拨号盘拨动后，对每一信息的询问，话务员只有15秒钟极有限的时间来向显示屏上输出客户需求的号码。在他们工作中，机器终端就自动记录其反应速度。如果累计三次在15秒钟内不能给出信息，话务员就会被解雇。犹如旧金山市的公共汽车司机，这些话务员应激程度较高，而且心脏病的严重症状——心绞痛也较严重。相比之下，不在录像显示终端工作的话务员的心绞痛以反应激相关性疾病的发生率则较低。

应激性激素对机体有广泛的作用。当大脑经视、听、嗅等途径接收到危险迫在眉睫的信息时，这些激素被释放出来。人的应激反应起源于“拼斗或逃跑反应”，这种基本反应使人类祖先面临威胁时应用搏斗或者逃遁的方法得以生存。

如果发现自己身处直冲而来的汽车道前，你也会触发这种反应。这时，下丘脑释放出CRH激素。数以百计的CRH分子泄入下丘脑与邻近的垂体腺间的裂缝，这些脑结构位于大脑的基底部。

CRH的释放触发了一连串机体反应，导致了反应速度和力量的增加。戈德说，在CRH作用下，垂体释放数以百万计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化学分子。ACTH经血流运行抵达肾脏上方的肾上腺。由此产生肾上腺素，这种化学物质向全身腺体发出警告，准备应付应激。整个反应过程约历时“30 ~ 45秒”。

戈德表明，在实验中给受试者注入肾上腺素后，“他们的情绪有所高涨，激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力。”

与此同时，神经体系的交感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化学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发挥作用。结果是心率加快、许多血管收缩以及血压上升。接着，肾上腺组织中的肾上腺素释出。供应肌肉的血管舒张以提供更多的氧和能量，而胃肠营养血管则表现收缩反应。

同时，在血中化学信使的信息下，肝脏活动增加供能的血糖，并且将储存的蛋白质转为葡萄糖。所有这些反应都是机体搏斗或逃跑反应的前奏。

另一方面，机体准备在无法逃遁以及在对抗中受伤时作自我恢复。

戈德指出：“相应的理论是如果探究臂上腺素的影响，它的最为显著的作用之一是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应激为何会导致疾病。

在应激反应中，机体免疫系统为什么会受抑，目前尚不得知，但是戈德提出机体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中发生失控，以致无法作出强烈的反应，在创伤的情况下实际上就会加害于机体。

伯姆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合理。如个体在搏斗中，就不会流很多的血。这就是受创机体利用能量的反应能量的快速应用使个体能作出极为强烈的反应。”

犹如具有强烈刺激性的调味品，如果调味得当，可以制作佳食美味，应激也可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调味不足或过度均会大倒胃口，应激有其消极的作用。如果血管无法应付收缩的反应，个体的血压就会增加。

伯姆说：“如果应激因素不能很快消失时会出现何种情况？我们研究的发现表明这时个体会持续维持在应激状态。对三英里岛核电站居民的研究反映有的个体应激维持期长达五年以上。对机体来说，长久处于激起致敏状态中是没有益处的。”

自1979年核电站的放射物泄漏之后，对当地居民的持续研究表明他们尿中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上升。这提示他们处于慢性应激的状态。与对照组的被研究对象相比，伯姆及其同事发现核电站附近居民的免疫系统受到异常的抑制。伯姆表明“已经找到当地居民血压上升原因的一些证据。”自三英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约10%的居民产生了高血压。而且患者中有些年龄尚小，这一情况值得注意。

伯姆说，所有事实均支持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开始获得某些证据，表明有些生理功能紊乱是伴随慢性长期应激而发生的。”他还指出在对越南战争参加者的研究也反映了精神创伤性应激疾患的影响，虽然应激反应程度有限，但反应类型相同。

而且这些事实也符合戈德和克洛塞思等人对严龟抑郁病人研究中发现的发病形式。戈德表明：如果一个人持续处于应激紧张中，并且由此抑郁沉闷，那么脑内就会发生具体变化，使得该人更易出现抑郁情感。戈德的这一理论还得到了动物实验的支持。如果应激与相应情感表现过程周而复始地出现，那病人日后可在无应激刺激下同样表现出抑郁。

在三英里岛，伯姆发现了一项生物化学方面的证据、他指出核电站附近居民“易于受激，易于焦虑，并且更易发生忧郁。尤其当他们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什么情况时更易出现上述问题。”

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斯皮尔伯格注意到“愤怒、紧张和焦虑均是正常的情感反应。达尔文曾在动物和人身上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视其为天生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对我们生活在洞穴中的祖先是适宜的。然而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能逃脱、回避多种多样的威胁；而且也不能随意搏斗或发脾气。”

“但是，人们必须通过了解其他途径来应付这些基本情感反应。我认为如果人们一旦很快地把握了这些技术，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焦虑或愤怒状态时，就能应用放松精神负担或其他应付技术来处置。”

[Washington Post Health，198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