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等发起和主持的全国科学社会学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这是时隔五年多我国科学社会学界的又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议题是：①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理论评价；②科学社会学实证研究；③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和科学的文化意义。正如会议发起者和许多与会者所预料的，在正式出席会议的40名代表中，真正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的还是少数（上海尤其少）。但会议议题“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却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虽然这方面的讨论属于更宽泛的“科学与社会”问题，而不属于现今较严格、较专业化的科学社会学问题。笔者在参加这次会议过程中，会上会下曾与一些同行交谈；有几个问题令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我国科学社会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准。科学社会学在国际上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虽然不到20年，但发展非常之快，而且对一些相邻学科（科学史、科学哲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学者默顿（R. Merton）、普赖斯（D. Price）及其学派，在科学共同体、科学交流系统（包括“无形学院”）、合作与竞争、优势与劣势积累（“马太效应”）、科学激励机制和酬奖系统，以及引证分析等许多方面，曾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对科学社会学作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这些，我国近10年中已有所了解、有所评价，它们也确实激发了不少人对科学社会学的兴趣，但是，正如笔者在提交给会议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传统的或正统的默顿模式，近十几年来总体而言已缺乏突破性进展，没能继续作出重大的创造性工作。自70年代末以来，这一学科领域的许多基本问题，主要是欧洲（尤其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们提出的。然而我国大多数学者们对这一变化至今还了解甚少。在这次天津会议上，直接论述或评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论文仅仅几篇。许多与会者也持有同感，认为我国科学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应是迅速了解国外同行的有关工作，首先是理论水准应进一步提高，以准确评价国际上科学社会学新进展。

其二是科学社会学的“移植”和“中国化”。科学社会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虽然具有普遍性，就是说，在科学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建制、制度（或体制）的所有国家中，它们都是共同的。但不能否认，科学社会学也具有一定的“本土性”。实际上，像默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美国当今社会特征的，它与美国文化传统和科学传统紧密相关，从而在美国以及与美国社会发展相近的科学国土上能够扎了根。因此，我国科学社会学要在中国深深扎根，就有一个“移植”问题，这就是结合中国国情，使之“中国化”。我和一些研究生们常常觉得默顿理论模式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距离”，深切感到，如果没有着力了解中国科学的社会现实（结构与机制等等），并且从中得出科学的社会学理解，就很难使这一重要学科在 · 中国发挥作用。但“中国化”的任务不只是一种简单“应用”，而是首先透彻了解理论，如果撇开理论而仅仅考虑“应用”，就会出现就事论事，虽然提出了名为实证研究，但缺乏理论模型，也还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应用研究。我们要使之“中国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吸引和团结广大科学家们注意科学社会学问题。实际上，就美国的经验来说（正如默顿1952年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对科学社会学学科形成的推动，大部分论文来自科学家们和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而不是学院味很重的社会学家们。

其三是社会的支持，特别是科学管理部门和高等学校。在我们国家，关于科学的宣传声势很大，也颇有社会效果（据张仲果主编《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1991年9月第一版P. 64提供的数据，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同或肯定态度，比美国、日本、法国的公众要积极得多）。从1978年“科学的春天”大会以来，至少已有三次宣传科学的高潮。按一般常理，当科学被社会重视时，科学社会学就能获得很大的推动。可是，这个预期的效果似乎没有出现，原因可能在于有关部门还没有看到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虽然社会上有不少青年很为这一学科所吸引，一些有远见的出版部门和学术期刊（包括上海《世界科学》）对它也很重视，但科学社会学在学校中还不能成为一门正式的、必修的课程，它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学会组织，总之一句话，还没有体制化。在这情况下，科学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就很有限，至少近期内难以配合宣传科学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人们希望这一局面能较快改观，期待1994年我国科学社会学第三届会议能有更大的队伍，提出更多、更有水平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