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是否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或者说是否只有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才有能力开展高质量的基础研究？许多自然科学家都偏向第一种假设。而经济学家更趋于捍卫第二种观点。新一轮的辩论中心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减少基础研究的比重，增加在技术上的投入，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实力”。都兰罗（Thomas Durand）对我们说根据日本和德国的实际例子，他们是把技术放在优先的地位的，而且正好与经常得到诺贝尔奖而经济实力在下降的美国和英国相反。假如他的诊断成立，那么我们在二、三十年内能否看到日本将在诺贝尔奖的竞争中获胜？

——原编者按

“研究就是未兴，就是将来的经济发展…”如此的肯定不会招来非议。而这不正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吗？然而，科学、技术、发明、工业竞争和经济发展的枢纽点并不完全像人们所相信的或者愿意相信的那样。我只是想证实一个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的努力和它工业和经济上的成就的因果关系正好与这种传统说法背道而驰。一个国家对科学的投入应该是它经济成就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法国国营的研究中心（国家科研中心、健康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等）和大学每年耗资约800亿法郎，其中的大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另一类这种化费是集中在一些军用或民用的重大技术发展计划中。

本文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上。我们将基础研究、基本研究甚至前期研究都粗略地看成是同一类研究。它们是指在国家科学研究机关中心和大学内而不是指在技术中心内进行的研究。

诺贝尔奖正是这类研究的最好代表。自然这种区分是否合适是很可以讨论的。因为，一方面研究活动是由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到应用以至技术开发这么一个连续过程所组成的，另一方面，前期研究和后期研究的互相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错综复杂和互相纠缠甚至无法区分的。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么一笔投资的结果是什么呢？

基础研究的首要理由是能满足对新知识的需要以便更好地懂得我们生存在其中的世界。这个理由能成立但不充分，在现代的经济竞争中，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不允许有这么大的化费用于为了“人类精神的荣誉”，而同时又有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政府作为这笔费用的投入者当然要从这一投资中得到经济上的回报。

让我们回到区分“重要的”和“根本性的”这一老问题上：对知识的渴望和了解的愿望是属于根本性的；而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是属于物质福利，因此是重要的。毫无疑问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强国对科学的投资十分庞大，至少可以把“重要的”和“根本性的”放在等同地位。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投资逻辑：总有一天这些投资会对经济和社会作某种形式的回报。

那么对科学的投资国家能得到什么样的经济回报呢？基础研究能产生什么呢？科学研究最易看得到的产品就是发表的论文。因为科学研究者的首要优先权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工作结果，那么国家最终从这种不可避免、十分昂贵的活动中可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初步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假如国营科学研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完全公有”的，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因此它们完全是谁都可以占有的，包括其他竞争强国。因此很少有大企业愿意直接资助基础研究，高风险活动，以及那些无论如何要经长期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结果的研究项目。这就只能有国家来负担这些费用了。

为什么宁肯向技术投资而不向基础科学投资呢？

在世界上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家参与基础研究的方式和占国家预算的比例都各不相同。我们不比较这些大国在基础研究上所作努力的确切数字。当我们将各国从1901年以来得到诺贝尔奖的数目列成表时，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和德国经济上十分成功的国家目前也只有很少的诺贝尔奖，而美国，甚至像在经济上缺少竞争力的英国却继续在取得诺贝尔奖。在接受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数目能部分地反映出它在科学上的竞争能力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是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富裕才使得它能资助科学研究。因此必须等到20世纪才能见到美国真正地部署它的科学研究。同样，日本今后能通过技术和科学获得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由于日本强大的财政实力，今后可以对基础科学大量投入，从而在二、三十年内诺贝尔奖将是日本人的。第二点，日本和德国的例子表明为了成为世界上技术和工业竞争中的执牛耳者，不必必须是科学竞争中的优胜者。此外，新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无疑的是建筑在技术上的。这些国家引进别的国家完成的技术，加以改良，再逐渐变成比原引进时更完美的技术。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就是这么干的。这样经济将大大地超过在科学研究做前期投入可得到的发展而腾飞！与此相反，可以肯定地说，从表中可见现在的化学工业强国德国，在这一世纪的前50年中建立了卓越的化学研究。我常自问为什么英国没有能从至少与德国相当的化学研究基础上建立起相当的化学工业？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这离题太远不在此讨论。回到老问题上，前期研究既不是一个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回到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比较，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在研究上的努力方面，在法国首先是国家科研中心（CNRS），这是法国基础研究的最高圣地，然后才是次要的其他技术研究中心；而德国首先是Fraunhofer，德国的技术开发的最高圣地，然后才是占十分次要地位的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

一些国家很清楚地是技术主导的，像日本、德国和新的发达国家；而另一些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前苏联）却是科学主导的，尽管美国，前苏联，法国或英国的技术是纳入优先考虑的战略计划中，转换成某种与国防有关的形式的，这些国家与其说是谋求技术上和工业上的绝对优势不如说是谋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它们50年来的变化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假如需要我来推荐一种科学政策和现今俄国的技术政策，那就是将在科学上努力限制到最少限度，将优先地位放在以使工业活动受益的技术开发上。

现在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否则科学和技术将分家，或至少它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仍是一个比另一个继续得到更多的照顾，它们不可能有能永远一起维持的可能条件。

照搬别人的科学是值得的

当科学憧憬着懂得更多的同时，技术则考虑怎么做。科学是有形的、明确的、共有的，因为它是根据可重复实验总括和归纳后公开发表的；而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是隐含的、无形的、因为可产生经济效益而受保护和秘密的。此外，与许多人所相信的正好相反，技术发明的精髓在于不断改良，换言之，不断积累细微的改进。它常常是一些在车间日常生产中和在听取顾客的需求时产生的一些小改革，但是却构成了持久的工业竞争。中断的发明和戏剧性的技术革命是属例外。毫无疑问，它们也常生根于前期科学的发展中，并且在此吸取科学的养分。但这种生长链本身是间接和复杂的，更多的时候一种技术是由许多从属于各种完全不同学科的小技术组合而成。

IBM的前主任格麦利（R. Gomory）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同时强调积累发明，日常的技术改进构成的工业竞争比在引起科学突破的开发性技术革命构成的更为剧烈。由此他认为经济上的成功是建立在主要是从日常发明吸取活力的工业和技术的竞争上的。很清楚，由基础研究引起敞开重要技术进步大门的重大科学突破的例子绝无仅有。而且试图找到这种科学突破与它们的关联工业的反例也将是徒劳的（晶体管、基因工程中的无性繁殖、激光）。此外，将科学上的突破转换成实际应用的过程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全世界对此感兴趣的竞争者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进来利用它。一有突破一个国家就可把赌注压在技术上。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跟踪前期科学的发展。先以最少的代价占有这类科学成果，然后再参与使其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开发。

在这阶段出现了基础研究和它产生的成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为了使科学研究能有成果，研究者必须亲自投入并做尽可能少的人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因此，“公开的”不应与“无偿的”相混淆。这就是照搬别人科学的代价。为了能找到正确的科学资源，辨别错误的路线，懂得科学文献中真正有用的内容，与新思想产生者进行对话，把可得到的前期成果转换成实际应用，策划应用研究和开发计划者必须也是一个专家。

准确地说基本研究的本质在于产生力量并且是了解、描述和探索人类科学潜力所必不可少的。从有关研究和发明的经济模式的文献中找到的最新模型实际上都抛弃了从研究到开发的整个发明过程是完全直线式的。正好相反，它们都表明了竞争的潜力在于将研究与不同阶段的技术开发相结合，并在整个过程中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重复与反馈。不光是从一点出发，科学和研究者所代表的首先应是永久的源泉和力量。此外，甚至将公开的研究变成经济效益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假的道路，因为这种想法首先假设了在国家实验室中有着大量的成果等着别人来拿去变成应用。为了描述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在已产生了称之为“技术转让”这一新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用来说明前期研究的特殊作用似乎仍不理想，特别当它用来增强企业的活力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为了将竞争力从前期向后期转换时研究者的流动起着关键作用。

国家支持的研究的另一个无可非议的作用是造就工程师和技术人才，这种研究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真正保证，而高等教育是前沿知识的永久源泉。但是工程师的培养是否必须是基础的7我们有时会不会走得太远？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有许多培养方式。大厂家中的“现场工程师”不参加同样的资格确认吧？假如由研究者来培养工程师的学校是好学校，难道不应该更优先考虑由应用研究者来培养吗？这点可展开另一个有意义的讨论。

因此，国家对前期科学研究投资的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在于组织和保持前期能力，我们已清楚地看到面对这一问题各个国家的行为完全不同。毫无疑问德国出于历史的传统和战略选择，部署了就整体来说代价尽可能小的但却是足以能维持和保证他们经济上的技术潜力的，但不足以建立他们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前期研究。无疑地，日本也同样没有给出足够的资助以使他们有能力跟踪世界科学。这种“科学上的明智”使得他们完全合法地侵吞了他们主要经济伙伴的成果。当像法国这种国家科学研究是很好组织并集中的时候，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容易的。相反，法国更多地选择了为科学服务而不是利用科学，前期科学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权。尽管所有的政府论述都同意优先考虑技术和工业竞争力，而且除了有目的重大技术计划特别是预算计划外，前期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是法国国家研究花费的重点。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已大大超过为法国经济具有前期竞争力所需要的程度。

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关键，而它需要科学，今后它有可能用较少的代价从国际科学源泉中大量吸取。为了做到这一点只要资助规模合适的基础研究。法国继续在进行着远比最少量科学多得多的基础研究，依我之见，考虑到法国的手段和它其他方面的优先权，法国在这方面做得太多了。希望科学能原谅我，但是我愿意用法国预算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几十亿法郎去换取加速企业中扩散技术的行动，这也是几年来研究部所做的。

表中数字是按国家分类的本世纪初以来科学（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新得主的数目。首先可以看到在本世纪中美国科学的持续进步。德国在二次大战前是一得诺贝尔奖多的国家，但最近15年来却戏剧性地大大下降了。相反，英国却显出强大实力，成为唯一在诺贝尔奖上可与具有绝对优势的美国相抗衡的欧洲国家。而日本几乎不存在。至于法国位于德国那样与英国相抗衡的半路上。同时可看到其他国家得奖数几乎是稳定不变的，前苏联尽管在科学上作了众所周知的努力，但成果不大。

〔La Recherche，No 249，1410—1414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