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会增加脑癌发生机率的证据在科学法庭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法律法庭上，它会被认可吗？
克里斯托弗J · 纽曼（Christopher J. Newman）、巴尔的摩的一位41岁的神经科医生，在1992年开始使用一部摩托罗拉手机与病人联系。在1998年，他被诊断为患有致命的脑肿瘤，他将其原因归咎于那部手机。两年后，他状告摩托罗拉及其他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要求索赔7.2亿美元作为赔偿和惩罚。在申诉中，纽曼说他的脑肿瘤“直接由相关产品的质量缺陷及原因不明的不安全品质所引起”，而产品制造商并未排除这些缺陷或对他说明。
纽曼的案例并不是这类案例中的第一起，但它说明公众对于健康受到手机和其他设备（电磁波辐射）威胁的战役又一次升温。它同时也代表了由去年春天开始，在路易斯安那、宾夕法尼亚、纽约、马里兰和佐治亚等地的原告律师提起诉讼的新高峰。本案对于其他案例也有着深刻影响，因为一些基于科学的新标准将决定这些诉状是否应由法庭来评判。
纽曼案的原告律师是巴尔的摩大律师彼得 · 安杰洛斯（Peter Angelos），他在1980年代表工人利益诉讼石棉公司中获胜，并成功领导了在马里兰发起的对烟草公司的指控。安杰洛斯小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民事诉讼中，数起宣称因电话引发癌症的诉讼已被驳回。目前大多数已完成的人类健康研究没有发现手机会带来任何有害影响，同时大多数专家同意，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科学结论。最近即将开庭的纽曼案将于2002年1月在巴尔的摩接受联邦法庭的预审调查，届时将对其科学价值进行评判。
法庭在辨别案例真相，并避免“垃圾科学”左右陪审团方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们正以他们的方式前进。《法律的魔力》作者之一的三藩市哈斯汀大学的戴维 · 菲格曼（David Faigman）教授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法律最终加入了科学革命的浪潮，但科学文明要深入到法律的`岩洞'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巴尔的摩，来关注这一案例是否能通过这一至关重要的检验。
鉴定科学
在对手机的战役中，公开的联合攻击开始于一次电视秀。在1993年1月21日，佛罗里达商人戴维 · 瑞纳德（DavidReynard）在CNN的“拉里王实况”节目中谈及他正在指控他夫人手机的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因为他确信是手机导致其夫人患严重的脑癌。她使用手机不到一年，但磁共振成像系统显示出她的脑瘤。
手机公司的股票第二周紧跟着就下跌了，而且企业以关注的姿态，同意拿出2500万美元用于研究手机与健康的关系。
但瑞纳德案在1995年预审中显示证据不足。瑞纳德主要依赖于一位名叫戴维 · 帕尔姆特（David Perlmutter）的神经科医生，他与瑞纳德一起在谈话节目中出现。在一个书面的声明中，帕尔姆特承认没有发现手机对生物不利的效应有联系，但他表示用动物和细胞培养物做实验“可以得出这一仪器对健康有明显损害的推论。”法庭撤销了这一案例，声明帕尔姆特的专家意见“不符合杜勃特（Daubert）关于科学证据的许可标准”。
这一划时代的标准建立于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杜勃特状告Merrell Dow制药公司案。在这一案例中，父母们称服用止晨吐的药引起了他们孩子的先天缺陷，但他们的证据只是一些对动物的研究和一些未发表的对先前流行病学研究数据的重新分析结果。最高法院同意审理这一案例，因为法律系统正在为在法庭上承认科学陈述进行相关标准的论证，特别是“毒性民事侵权案”。
此前法律改革者们已经做了数年的努力来阻止任何医生都可以在法庭上对伤害的起因提出看法——甚至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1998年，最高法院在通用电气公司和乔伊纳（Joiner）案例中提高了这一标准。在这一案例中肺癌被归咎于接触多氯化联苯。最高法院要求法官分析专家的理由、结论以及这一研究的基础，并补充说，如果“法官得出结论认为数据与它证明的观点有很大差距”的话，法官可以不接受专家的证词。
米歇尔 · 格林（Michael Green），一位产品责任法专家，同时也是韦克福雷斯特大学法学院教授，证实“杜勃特引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由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指导的关于专家证言的研究发现，与杜勃特以前相比，法官主持了更多的预审进行听证，拒绝了更多的专家证词。在一些案例（例如乳房注射填充诉讼案）中，法官甚至雇用了自己的专家意见组。
黄金准则
在瑞纳德诉讼案几年后，关于手机和癌症关系的研究结果逐渐汇集起来。2000年冬天发表的三项研究公开了他们没有发现手机对人体有害的结论。其中的两项研究——一项是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赞助，另一项是由通讯公司赞助——都是基于对几百名脑肿瘤患者有关手机使用情况的访问，以及与没患癌症的人的对比。第三项是由丹麦组织的一项庞大的调查——将42万手机用户与丹麦癌症登记处的数据进行比对，确定他们患脑肿瘤的机率是否高出正常值；它也发现无此联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刊紧跟着发表了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家罗伯特L · 帕克（Robert L. Park）撰写的论文，他总结道，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法庭通常视此类研究为估量人身健康风险的黄金准则。但他们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此类研究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大多数的研究对象使用手机只有1～3年，而癌症则需10～15年才能表现出来。瑞典流行病学专家柯吉尔 · 汉森 · 米尔德（Kjell Hansson Mild）解释说，为了检测由手机引起的不大的癌症几率，“我们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观察大量的人，应当做好等10年的准备。”
批评者同时提出这些研究是否精确测量了辐射。在丹麦所进行研究中，所有使用者都被划归到受辐射类中，不论他们用手机只是应急还是一次聊上一个多小时。澳大利亚职业医学专家、澳洲通信公司前医药主管布鲁斯 · 霍金（Bruce Hocking）写信给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说有些用户同时使用了耳机或其他设备来使头部远离天线，导致数据的不准确性。
一个尚未公开的研究表明，手机会使良性脑肿瘤的发病机率增加。在2001年6月，米尔德与其瑞典奥伦伯大学的同事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中透露，使用手机5年的用户患病几率会增加35%，而10年的用户几率增加到77%。目前看来这一增长主要是使用模拟手机的用户，但研究者警告说，虽然数字手机的辐射较小，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们面世的时间较短，不足以表现出它们的危害。他们同时发现恶性肿瘤的机率也增加了，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如果不是另一起起诉将一个有潜在价值的研究停止的话，流行病学研究将更为深入。在企业资助下，流行病学专家肯尼思 · 罗斯曼（Kenneth Rothman）和南茜 · 德雷尔（Nancy Dreyer）原计划将30万名手机使用者与国家死亡登记中心数据建立联系。他们希望对比死者的死因和死者使用手机的时间。但他们只能分析一年的死亡记录，尚不足以见到任何效果就被芝加哥律师事务所代表400万手机用户发起共同起诉，于1995年终止工作。
这一从断言手机使用有危害中找损失的起诉称，一些公司已共谋阻碍产品安全投资。指控同时对准了流行病研究中心的工作，控诉他们使用手机用户的记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他们的律师在继续为此努力的同时，罗斯曼和德雷尔的工作仍然停止着。“这一指控没有任何意义”，罗斯曼说，“但对于结束我们的研究却很有效”。
一些研究者相信，至少要等10年才会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捷径，而且由于手机的更新换代（例如从模拟到数字），实际上目标本身是不确定的。正如罗斯曼在《柳叶刀》杂志中所述：“现在说手机与健康隐患之间有什么联系为时太早”。
由其他方法得到证据？
对于手机是否致癌的研究缺乏直接数据并未停止人们对手机的指控。安杰洛斯小组指控手机制造商发布不实数据，而且“通过不公开所有相关发现，有选择地对公众保留部分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控制科学，损害消费者利益”。他们引用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亨利 · 莱（Henry Lai）和娜林达 · 辛（Narenda Singh）的工作——当老鼠接受低能量电磁辐射后，在它们的脑细胞中发现DNA链断裂。这一频率接近移动电话天线的发射频率。然而法律诉讼没有标明由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 · S · 玛丽亚帕（Robert S. Malyapa）重复了上述实验，但没有得到这一结果。
在纽曼案中，安杰洛斯事务所的律师准备传召7位其他学科的专家。这个小组包括在当前科学和法律关于输电线、微波和手机争论中出现的研究者。例如，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生物物理及法律博士，于1970年指证纽约州的输电线布局构成对人体健康的威胁；新西兰坎特伯雷市林肯大学的气候学家尼尔 · 彻里（Neil Cherry）则重新分析了对雷达技术员的研究数据，他发现可以从中检测出癌症几率的增加。
如果承认间接的流行病学发现，争论将集中于对细胞和动物的实验室研究，例如莱和辛的工作。安杰洛斯小组同时声明，从1960年开始的研究表明，射频辐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包括来自微波炉、雷达、手机及电台和电视台的辐射——“有能力造成生物伤害”。作为安杰洛斯小组顾问的物理学家艾伦 · 佛雷（Allan Frey），通过研究微波对动物血脑屏障的影响来帮助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于许多生物过程用到了电磁辐射，他说，“很难相信没有什么影响。这是生物的基本反应。”
但其他科学家持怀疑态度。“没有物理学家会说什么是不可能的。但难以置信和不可能是有一定距离的，”来自密尔沃基市的威斯康星医学院的辐射肿瘤学家约翰 · 穆德（John Moulder）教授如是说。穆德还是目前进行的诉讼案中某方的顾问，但他拒绝透露是哪一方。查布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戴维 · 萨维兹（David Savitz）教授指出，早先的对于雷达工作者的研究并未发现射频辐射对人体健康有任何影响。他很谨慎地说，“凭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经验来看，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即使像手机可以微生物留下烙印这样令人信服的实验可以做成功，一些安杰洛斯自己的专家也承认把它与脑瘤联系起来仍然只是推测。耶路撒冷哈萨黑伯大学医学院的埃里 · 瑞克特（Eli Richter）教授、纽曼证人之一，谈及动物的研究时说：“没有什么证明是必然的。他们只关心可能对生物有影响的机制。流行病学才能判断必然性。”甚至也承认短期动物研究对人类健康并无确定联系。“问题是累积的辐射会不会产生影响？我们对此没有答案，我们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共同起诉
或许声明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很难并不一定代表没有人会因手机而致癌，而这一声明正成为新的共同诉讼（与纽曼案不同）的热点。与此相反，指控称其模式为“欺诈与图谋引导”及“构成欺骗与误导的声明”。特别是他们说手机企业在没有进行足够的测试之前就将产品投放市场，并且没有告诫消费者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害。这些诉讼要求企业给所有用户提供耳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交谈时让手机远离头部了。
然而，在共同诉讼中的原告律师们仍然要面对找到手机有害证据的挑战。包括纽曼案在内的大多数这类案例刚刚在州法庭备案。因为一些州还没有采用杜勃特条款，原告律师希望从不太严格的科学阐述中得益。它们中大多数的小规模争论已经结束，等待它们的是开庭审理；一部分已经被转到联邦法庭，在那里杜勃特条款可能已经实施了。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2002年1月纽曼案的律师们将于预审开庭时，在一位巴尔的摩联邦法官面前就科学问题进行辩论。如果发现纽曼案的争论通过了杜勃特条款，这一案件才可进行完全规模的审判。否则，这一案件将在尚未经过陪审团时即告结案。这一听证对纽曼的陈述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它将检验法庭对于科学的新标准。
[Science，200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