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科普追求”九则）
艾萨克 · 阿西莫夫
郁达夫曾盛赞房龙的笔“有这样一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知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风格与房龙殊异，但它们却同样令人娓娓忘倦。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西方国家中对“人体冷冻学”的兴趣日见其增。阿西莫夫在其《科学指南》中对此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然后坦陈了他本人的态度：
“实际上，把人体完整地冷冻起来，即使完全可能使他们复活，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论是通过人体冷冻法，或是……几乎没有人不乐意接受长生不死”；但是，“如果地球上很少或者没有死亡，就必然很少或者没有出生，这就意味着一个没有婴儿的社会”，“一个由同样的脑子组成的社会，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思维，因习陈规循环不已。必须记住，婴儿拥有的不仅是年轻的脑子，而且是新的脑子……。多亏了婴儿，才不断地有新的遗传组合注入人类，从而打开优化与发展的道路”，“或许长生不死的前景比死亡的前景更加糟糕。”
真是妙不可言。1985年，法国《解放》杂志出版了一部题为《您为什么写作？》的专集，收有各国名作家400人的笔答。这些回答丰富多彩，或庄或谐，但无一不反映了作家的心态与才智。例如，巴金的回答是：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
“我50多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
阿西莫夫的回答则是：
“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
阿西莫夫在其自传第二卷《欢乐如故》中写道：“1972年1月2日，我52岁了。在甲状腺瘤的阴影笼罩下，我不安地警觉到，威廉 · 莎士比亚正是在52岁生日那天去世的。但是，……我无法使自己相信，我将步莎士比亚的后尘。”
豁达而坚毅的性格帮他渡过了难关。1984年，他曾函告我，刚动了一次大手术。我回信表示问候道：“我相信，令人惊异的阿西莫夫在任何比赛中都必将是胜者，而不论他的对手是谁。”一星期后他在复信中写下了绝妙的几行字：
“我完全康复了，情况很好。我不会永远是胜者。最终的胜者总是死亡。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将继续战斗下去。”
这还是一种追求。
当然，阿西莫夫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长年累月地坐在打字机前对身体自然不利，而且连正常的天伦之乐也难得享受。1969年，他在自己的第100本书《作品第100》的引言中写道：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
写这段话的时候阿西莫夫尚未离婚，但想必他已经有预感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杰特鲁德不可能永远理解和迁就他。杰特鲁德曾经这样数落他：“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你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100本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但是，只要读一下阿西莫夫于1992年去世前不久写的那篇告别辞，那就不难明白杰特鲁德和他两人的价值观相去有多远了。那篇告别辞的题目是“永别人，朋友”，其中说到：
“我这一生为《幻想与科学小说》杂志写了399篇文章。写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因为我总是能够畅所欲言。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了，这不禁令我毛骨悚然。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愿。
“我这一生漫长而又愉快，因此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么，再见吧，亲爱的妻子珍妮特、可爱的女儿罗宾，以及所有善待我的编辑和出版商们，你们的厚爱我受之有愧。
同时，我还要和尊敬的读者们道别，你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正是你们的支持，才使我活到了今天，让我亲眼目睹了诸多的科学奇迹；也正是你们，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使我能写出那些文章。
让我们就此永别了吧——再见！
艾萨克 · 阿西莫夫”
这是阿西莫夫的终身追求。1985年，88岁高龄的我国老一辈著名天文学家、科学翻译家兼科普作家李珩先生，在收到我寄去的阿西莫夫著《地外文明》的中译本后，给我复信道：
“我希望你多多介绍Asimov和Sagan的科普著作以享读者，更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丰富你的科学知识，发展你的文学修养，效法两位作家，以成为我国的科普创作名家。任重道远，引为己任，我于足下寄以无限之期望，尚祈勉之勿忽！”
李珩先生已于1989年作古，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应该是今天的科普作家们的共同追求。
卡尔 · 萨根
卡尔 · 萨根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一流科学家和一流科普作家。然而，有些人总是无法摆脱这样的偏见：科学家搞科普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哗众取宠。有人竟然还为此而嘲笑萨根。萨根生前曾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但由于某些院士的强烈反对，最后他落选了。我认为，拿萨根的科研成果来看，评两个院士大概也够了，况且他还为社会、公众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萨根本人对于没能当上院士并不感到多么遗憾。相反，我倒着实对一个国家的科学院少了一位像萨根这样的成员而深表同情。真正可笑的并不是萨根，而是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嘲笑萨根的人。
萨根逝世后9个月，美国哈佛天体物理学中心的迈克尔 · 库尔茨、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里查德 · 怀特、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 · 冈恩等著名天文学家便直言宣称，即便你不承认萨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你也必须承认他在激发公众对天文学的兴趣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还没有人能替代他的位置。
萨根与阿西莫夫一样，擅长用生动、形象、简明的语言来向大众讲解科学知识。例如，他60岁那年（1994年）出版的Pale Blue Dot：A Vision of the Human Future in Space一书就极有韵味。“暗淡蓝点”是萨根首创的名语，指的是从太空中遥望的地球。《暗淡蓝点》一书的主题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长远前景——在未来的岁月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寻觅与建设新的家园。书中最后两段的意境尤为迷人：
“我们遥远的后代们，安全地布列在太阳系或更远的许多世界上……
他们将抬头凝视，在他们的天空中竭力寻找那个蓝色的光点。
他们会感到惊奇，这个贮藏我们全部精力的地方曾经是何等容易受伤害，我们的婴儿时代是多么危险……我们要跨越多少条河流，才能找到我们要走的道路。”
萨根，以及智慧、悟性及志向与之相匹的科学家们，似乎已经找到这样一条人类文明的未来之路。这使我联想起斯蒂芬 · 茨威格对罗曼 · 罗兰的评论：“他的目光总是注视着远方，盯着无形的未来。”
卡尔 · 萨根正是具有这种目光的人，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对他充满着崇敬之情。美国的《每日新闻》曾作评论：“萨根是天文学家，他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
我热切盼望我们国家多出现一些像萨根那样视宣传科学为己任的科学家，出现一批像萨根那样杰出的科学宣传家。当然，这并非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做得像萨根那样出色，但每一个科学家至少都应该具备那样的理念、热情和责任感。
《卡尔 · 萨根的宇宙》一书中有萨根的妻子安 · 德鲁扬写的一篇文章《科学需要普及吗？》。文中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萨根应邀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会议，会议组织者派了一个叫做威廉 · 巴克利的司机来接他。巴克利得知萨根是个“搞科学的家伙”，就一个劲地问起“科学问题”来。但是，他问的却是人死后经过什么样的通道，占卜和占星术中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萨根不禁叹道：在真正的科学里，有那么多激动人心而又富于挑战性的东西，但这个司机并不关心，好像也从未听说过。他只是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进而萨根想到：科学激发了人们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会被伪科学所占领。因此，“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训练出更多的科学家，而且还要加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