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5日,我接到夏禹龙老师夫人郭老师电话,说夏老师有本书要寄给我,但不知道我的地址,我马上问了夏老师身体可好,郭老师回说不太好,发高热住在医院里。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了病房号说要去看望。郭老师知道我和夏老师的关系,没有犹豫就告诉了我。17日上午去了医院,二个人的病房,夏老师躺在里面一张床上,接着氧气在输液,人很消瘦,与春节后和编辑部同事去他家探望时相比,明显感到他瘦了很多,但精神尚好。他见到我有点惊讶,但也是高兴的,他指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听力几乎没有了,我贴着他的耳畔大声说您没有事的,会度过这一关的,但感觉他还是没听到,于是就拿出本子用书写方式和夏老师交谈。他还能说话,只是体力不支,声音很轻。他问我怎么知道他住医院的,我就在本子上写了昨天郭老师电话问我地址的事。夏老师关心我现在的情况并问《世界科学》及老余、陶家祥、沈?等几位老友的情况,我一一写告,并在纸上写道:《世界科学》目前发行量在6 500份以上,加上网站、微信的浏览量,应该每期上万了。情况蛮好的。见此,他脸上露出满意神情。然后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千万替我保密!一定一定!”我理解他写下这句话的内心,他其实是非常不想惊动好友来医院看望他,让大家看到一个插着不少管子、身形消瘦的他。
 
  夏老师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乐观、豁达,样貌也一直是鹤发童颜、话音朗朗的,尤其那张他70多岁出席上海社科院一次会议时的留影是那样光彩熠熠!(这张照片后来选作《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一书的封面。)我猜想他是希望以这种形象留在大家的心里,才会写下以上那句再三嘱托的话。见状我写道:您放心!不会惊动四邻,因为您很快就会康复出院!要乐观!您一直是乐观主义者!他则拿起笔写道:“我已开过大刀!”显然,此时的夏老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很清楚。我和他握别时感觉到他的心绪是平稳的,一种静待(身体)事物发展的心态。
 
  从医院出来的路上,我心里在想夏老师一定能渡过这一关的,因为转危为安的情况在夏老师身上多次应验。也是因为答应替他保密,我没有惊动四邻,只是和编辑部的同事说了。这样几天之后所里的领导和编辑部的负责人都去医院探望夏老。国庆前我联系夏老师的女儿夏耘,说寄来的夏老师口述历史的书已经收到并问夏老师的康复情况,夏耘说这段时间父亲在ICU,但情况有好转,估计节后有望转到病房。然而10月18日收到夏耘的信息,告知其父已于昨晚在医院去世。接到此信息我脑子里登时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心里是有准备的,但仍然觉得太过突然,因为我还答应要陪沈?老师等去医院看望夏老师,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没有机会了!

 

一生唯实事求是

 

  9月中旬收到夏耘寄来的那本夏老师口述历史的书后我很快就看完,这本书让我更多地了解了这位我尊敬的长者,对他的一生的经历、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境遇有了更多了解。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还在于这本书的书名和贯穿全书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勇于直面事实、坦诚解剖自己的心胸。夏耘告知:多位夏老师的朋友看完此书都为之叫好并尤其对书名点赞,因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夏老在书中对自己的解剖过严了一些,在医院的夏老闻之对夏耘说:“我是实事求是的!”我在电话里听夏耘转述这段话时内心真是为夏老师叫好!夏老师一生著述不少,而这本以第一人称出版的他的口述历史书其实更为他本人看重,其中不少是他对自己过往一生的总结,而他坚持用的书名更是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所谓一生不事曲阿事,但存真识留世间。

 

夏老师为什么钟情《世界科学》

 

  我知道并有幸结识夏老师已有30多年,一开始只是从报刊中、从友人的往谈中知道他,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进入《世界科学》杂志社工作后才有机会直接接触这位《世界科学》杂志的主编。我后半生见过也认识不少报刊社的主编,因各种原因主编一职挂名的不少,像夏老师这样近40年不离不弃,无论其身居领导职位,还是在思想学术领域耕耘,始终关心、心系一本杂志的真的少见。夏老师在其口述的书中专门有一章写到他长期兼职主编的两本杂志,其中第一本就是《世界科学》。夏老师这样表述:
 

在我主编的杂志中,有两份比较重要。一份是《世界科学》,创办于1978年,创办时间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相近。当时全社会重视科学精神,这份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我一直是《世界科学》的主编之一。在我一生中,工作变动很多次,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时间算比较长的,从1984年进院到1998年离休,共有14年。不过我在职时间最长的还是担任《世界科学》主编,从1978年创刊至2005年,历时27年。

《世界科学》的发行量只在短时间过万,长时间只有几千份。但杂志社的同仁们并没有动摇,始终埋头工作,清苦自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除了杂志社少数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外,没有其他补贴,经费必须自给自足,但《世界科学》还是坚持办下来了。直到现在,它的办刊方针依然维持未变,不赶时髦。这样的杂志不仅对一般爱好科学的读者有所帮助,即使对于科学界人士,也使他们能够了解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专业以外其他相关专业的发展情况。

《世界科学》不随波逐流。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不少人推崇所谓的特异功能,“耳朵识字”之类风靡一时。我坚持一条:《世界科学》只刊登科学知识,特异功能不属于科学范围,没有经过实证,因此一律不刊登。非但国内的特异功能,国外的类似消息也一律不刊登。

在担任《世界科学》主编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期文章我都要审稿。有时感到一些译文比较别扭,就按照原稿来核对,往往会发现一些翻译上的错误。后期因工作实在繁忙,我就不再一一看稿。2005年,我不再担任主编,受聘担任名誉主编,不再继续管事。在《世界科学》长期任职,对我的治学很有帮助,它使我能够了解世界科学的走向和最前沿的动态。同时,杂志社还定期召开一些热心阅读本刊的科学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使我与自然科学界人士建立保持一定的联系,由此得到教益。这对优化我的知识结构,起到很好的作用。

 

老夏这样做主编

  看着这些文字,早年和夏主编在一起,受教于他的一些往事变得清晰起来。我是1983年因为时任编辑部主任余幼根等的力荐才进入《世界科学》编辑部的,从那时的杂志第一页上就看到夏禹龙、傅季重、郑开琪等主编的名字。那时《世界科学》杂志的主办单位有三家:科学学研究所、社科院哲学所、科技情报所,以上三位主编分别代表三家主办单位,以后主办单位和相应的主编也有调整(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参与过主办,社科院哲学所王淼洋所长也担任过主编),但老夏(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也很乐意)的名字始终在主编一栏里。编辑部在社科院办公期间我们会把做过处理的拟刊登的稿件送到老夏办公室,当时审稿是每个主编轮流,这样基本上每个季度轮到一次,但即使三个月只给老夏看一期,每遇到重要的或是吃不准的稿件都会向老夏报告。我们去取稿时,他时常会再关照一些他觉得看稿中比较重要的或是有差错的地方,他也会在每篇审稿单上留下审稿意见并签名。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的稿子都是誊抄在300字或500字一页的稿纸上,一期十多万字的稿纸摞起来也是厚厚一打,夏主编等主编的修改意见就直接写在稿纸上,有时在稿纸上会看到大花脸,那是在改过的地方再做修改,有的甚至改得密密麻麻。老夏签名喜欢用一种粗一点的墨水笔,至今回想起来他的字、他的文,甚至他的改稿方式都很传神地反映了一个有家学渊源、深厚文字根基的文化人的底色。
 
  记得每次去送取稿时他都会拉我坐下来问问编辑选题的情况,他也很关心杂志的发行,当得知杂志有段时间比较困难,甚至连在社科院办公用房的房租按时交付都有点困难时,他不止一次出面为我们和社科院总务部门协调,缓交甚至减低房租。当然老夏在我心里更多的是对杂志业务上的指导,除了以上老夏所讲的对特异功能稿子处理的态度,这本杂志在选题、编辑方针上一直是力图把世界科学前沿的新进展、新趋势、新动态介绍给读者、杂志内容也注意反映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方面的动向和内容,而这些与夏主编的判断与坚持是密不可分的。
 

心系科学、永远不脱节时代

  和夏老师相识、相熟这些年来,几乎每一次见面,他都会问起自然科学领域最近有哪些有趣的进展(因为我后来从编辑部调到《文汇报》科技部工作,和科学家的联系多了一点),他特别对生命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对生命起源、人的意识、脑科学的认知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对未来机器与人的关系的调整带来的一系列命题有强烈的兴趣。2012年6月号上《世界科学》刊出一组探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文章,老夏看后专门打来电话对这样的选题表示认可,他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很难回避的话题,尽管还得不出结论,但我们能登这样的文章就表明了编辑部的态度。
 
  最近的一次是2月老夏在住院治疗近两个月后出院没多久,编辑部同事一起去他家探望,就在那次我们看见刚出版几天的第2期《世界科学》杂志已被他翻阅得有些旧了。那天他的话题和兴奋点依然是杂志最近的选题、销路,还问了前不久有关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前景和近期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情况,他对未来量子通讯及其带来的许多可能性表现出强烈的希望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彼时的夏老师已是癌症复发刚渡过一轮生死考验的九旬老人!我想有这样的状态除了因为夏老师一贯具有的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的心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夏老师是有精神信仰和追求的人,支撑他的信仰和追求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对科学精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通透理解使他比很多人都更能准确把握发展的大势,思路和识见自然会更高一些。
 

我们永远的夏主编

  我至今记得在淮海中路社科院二楼面对社科院大门的夏老师的办公室里,一缕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窗前经常有水仙等植物,戴着一顶绒线帽的夏老师就坐在阳光里,他的写字台上时常堆满了出版社及友人的赠书,夏老师就在这张空间不大的写字台上伏案写稿,与我们编辑部人员交谈,这种过程中时时会传来老夏爽朗的笑声以及参与者为老夏讲述的充满智慧的人生经历而发出的会心的笑声。夏老师的乐观、通达、睿智、他的永远向上的蓬勃心态会定格在所有熟悉、热爱他的人的心里。这也会成为夏主编付出过巨大心血的《世界科学》杂志继续前行、越办越好的动力和遗产,因为我们有一位永远的夏主编。
 

(本文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文汇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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