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历史时期施行各异的技术政策
韩国的工业化始于60年代，这一时期大部分是以简单技术为基础，通过迅速取得生产能力以维持其劳动密集型成熟工业的比较优势。经良好培训而又低廉工资的人力资源，辅之以适当的政府政策和欲实现其雄心勃勃目标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导致在60~70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工业进展。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是纺织、服装和消费电子，而70年代则是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60~70年代亦称韩国工业化的成熟期。
80年代，韩国的经济环境出现巨大变化，其原因是：首先，随着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北美、欧洲随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就使韩国仍延续执行先前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工业出口增长经济模式益加困难。其次，这些先进国家还对韩国施加压力，使其国内经济实现自由化，迫使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而且还要求其在国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相竞争。再次，韩国当其实际工资上升率超过其劳动生产率上升率时，导致其迅速在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方面丧失其竞争力，这就使韩国难以同工资上升率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相竞争。第四，当韩国试图进入由先进国家占主导的工业领域之际，工业先进国家愈加不愿意向韩国转移技术，特别是日本更是如此。第五，先进国家迫使韩国在优先获得对先进国家产品进行模仿的逆向工程权利的同时还要求韩国修改著作权和专利法，以尊重国外知识产权。其结果是，韩国的工业似乎业已进入其巩固期，在其工业的巩固期，就得越加依靠技术来维持其竞争力，为应付其经济环境的这些变化，必然迫使韩国政府对其所执行的技术政策做出重大转移。简而言之、由于韩国的技术发展进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因此韩国政府就有必要制订出一套随着不同时期而有别的政策文件。
二. 成熟期的韩国技术政策
过去的30年，韩国通过迅速获得技术能力而在经济上取得非凡的经济增长。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为朝鲜半岛遗留下一些工业基础，但是主要工业基地却在朝鲜半岛的北部。日本殖民统治的瓦解却给朝鲜半岛两个部分带来政治、经济真空和混乱，接踵而来的是发生于1945~1953年之间的南北战争。1961年末，韩国饱受各种困难之苦，沦落成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是1962年起，韩国经济却以年平均9%的经济增长率，从1962年人均GNP为87美元增长至1990年的5，569美元。出口额从1953年的4000万美元增长至1990年的630亿美元。1953年制成品的比例为14.3%，1990年此比例增至95%。
在探讨具体的政策文件之前，有必要阐述下述三方面具有综合性而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管理机构、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大财团。
首先，韩国政府于1967年建立了科学技术处，该处是作为协调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其它部的中央机构。但是其活动却在很大程度上为欲促进劳动密集型成熟工业生产和出口而制订工业政策的专管实权部所不理睬。因此，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处的科学技术政策不能被纳入国家的发展计划之内。1973年韩国又建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从事部际的协调工作，但是它只是一经建立之后，就从未发挥过作用。
其次，韩国在其成熟期内，之所以在获得、普及、改进和开发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人力资源上进行大量投资所致。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际，14岁以上的韩国人口中仅有2%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而文盲所占的比例达到78%。此后，各级正式教育系统的学生入学率迅速增加。例如，小学学生入学率增长5倍以上，中学增加28.5倍，技术专门学校增加150倍。
一项研究表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在以北回归线计起的78个发展中国家中，按照指定的人均GNP计算，预计所受更多的教育程度则以韩国为最。亦即，如果以人均收入为90美元这一标准衡量时，韩国所取得的教育成绩则相当接近于人均收入200美元这类国家所取得的人力资源。韩国人均GNP为107美元时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相当于人均GNP为380美元这样的国家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其结果是，就几乎所有的教育成果指标而言，韩国超过了其它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早年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付出如此巨大投资导致在短期内出现受教育人员的失业社会问题，但是这却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不久就把受过教育的过剩人员加以吸收。
第三，韩国政府刻意建立大型制造厂商或者财团，并a将其作为把成熟技术发展成规模经济的产业，进而形成战略性产业，并且成为出口和经济先导的一种手段。政府帮助这些财团积蓄资本，然后实现多元化经营。国家将日本殖民归属财产和国有企业出售给指定的财团或企业，并且以优惠的分期付款方式出售，加之又逢急剧的通货膨胀，从而使本国的企业家大发横财。由于政府拥有所有的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向这类企业投放极为稀缺的外汇和优惠的财政资助，其利率均为实际市场利率之半，这就更有助于财团积蓄资本，政府还向这些财团、企业下达大批的进口替代项目。企业家为实施进口替代项目，而进口以交钥匙工厂为基础的生产技术，而其所需外国贷款则由政府给予担保。之后，若因货币贬值而加重企业外债负担时，则由政府通过提供更多的低息贷款予以补偿，为商人减轻市场风险。
韩国在促成大型商社方面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所采取的惩戒措施上，亦即国家对财团的经营业绩施以奖优罚劣，对优者准许其进一步得以发展，以示奖励。对于正处于危险期的工业部门，政府奖励其转入更为盈利的工业部门，于是导致国民经济进一步实现多元化。与此相对照地，政府对于管理不善、行将破产的企业拒绝给予帮助，并且指定管理优良的财团取代它。
1. 获取外国技术
首先，在成熟期产生对外国技术需求的所有因素中至关重要的可能就是进口替代，亦即在高关税壁垒和通常是垄断的情况下由国内生产出以前需进口的商品，而这种进口替代则创造了对外国技术的需求，这是由于本国不具备建立和操作这类生产系统的能力，因此本国的企业家就得完全依赖生产过程、产品规格生产、诀窍、技术人员和零部件的外国来源，对韩国电子、机械、钢铁、计算机、制药工业的研究证实，处于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它促进了外国向韩国的技术转移，导致出现新兴工业，并且在现存工业中引进更先进的产品。
韩国的外向型政策似乎是影响从外国向韩国转移技术这一需求的另一种重要机制。韩国政府为扶植处于幼稚期的工业，使其得以发展，在极力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韩国政府为了在其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达到其经济增长目标，而促进对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出口，于是政府采用威逼和允诺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推动和拉动。为了达到能在外国市场上进行竞争，政府在促进出口方面继续对企业施加压力，以使其获取外国技术并且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例如，超过本国市场规模的、一次总付的、可达成规模经济的投资就迫使本国的商人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制去获得外国技术。他们就可以通过改进国际竞争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因此，出口导向型工业则占韩国专利许可和资本货物进口的大部。与此同时，它们亦是非正式技术转移的主要受益者，像外国的OEM（原设备制造商）购买者为了保证韩国制的产品符合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而向韩国产品的生产厂商提供非正式的技术帮助。
其次，尽管对外国技术有需求，但是在韩国工业化的早年还是出现韩国对于诸如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专利许可这类正式技术转移的供应方面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当韩国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2%时，其出口额仅占其GNP的0.27%，而且初级商品占总出口额的65.4%，这时技术尚未成为关键性的问题，而且所需要的成熟技术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专利许可以外的机制获得。韩国政府通过交钥匙工厂和资本货物的采购来促进技术转移。这样的一种政策导致大量进口外国的资本货物并且付出滞后发展本国资本货物工业的代价。韩国政府的政策偏重于支持进口外国的资本货物，并把增强资本货物用户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手段。政府容许资本货物用户几乎是自由选购外国的资本货物，因此直到1971年的上半年为止，对本国机械工业的保护率是相当低的。
其结果是，外国直接投资对韩国经济起到极小的影响，例如，1972-1980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对韩国GNP增长的贡献仅为1.3%。而1971年它对各产业和制造业附加价值的贡献仅分别为1.1%和4.8%，1980年分别为4.5%和14.2%。早年的大部分外国专利许可都是与交钥匙工厂所必须的、培训本国工程师这类技术帮助相结合的。
第三，疏通外国资本货物流向韩国的过程中，在提供外国技术转移供需双方之间的联系方面，各种政策文件亦起到重要作用。例如，韩国货币的略加溢值、进口资本货物的免税、资本货物供应商对韩国用户以低于国内市场利率贷款的购货融资等所有措施均有助于增加资本货物进口的吸引力。
表1表示出就金额而言资本货物进口额远超过其它技术转移方式之值。因为这几种来源是将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虽然这些不同的技术转移模式之值从严格意义角度不能相互比较，但是有极明显的症候表明，韩国与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墨西哥这类新兴工业国相比较，是通过进口资本货物，而不是以其它方式获得了更多的技术。
与政府政策意向相反，在将本国工业需求与外国技术之间搭桥方面，公立研究所起到有限的作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通过鉴别技术来源和进行研究、开发和工程施工以使本国制造厂商增强与技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起到咨询的作用。
2. 技术普及
韩国政府专就技术普及设有下达明确政策文件，然而，若干并非专门提及技术普及的政策文件却对技术普及的供、需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由于后续建立的新企业，使进口替代为技术普及创造了需求，这些新企业以不正当的手段从现存的制造厂商处挖走有经验的人员，因而导致进口技术的普及。有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的高度流动性随之成为现有制造厂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与此同时它又成为向新建厂商进行技术普及的一种主要机韩国高丽大学的金仁淑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韩国电子工业中2/3的制遗厂商是通过挖走现存制造厂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而取得生产和产品设计能力的。70年代期间，像纺织、机械、造船、化学品这类成熟工业亦与电子工业的情况相类似。
在工业化的初年 · 政府的出口导向方针亦对技术普及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的流动率，当60年代和70年代出口增长愈快时，外向型工业要比内向型工业高。基于符合工业标准系统的市场刺激，也对进口外国技术的普及产生影响。
其次，就技术的供应方面吉，诸如资本货物生产厂商、顾问工程公司和公立研究所这样的专门技术普及机构则是政府可以用来促进国民经济技术普及的机构。然而，在工业化的早年，这类机构在促进技术普及时，却不是那么有效。
政府发展资本货物部门的计划最初始于1968年，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却仍未系统地予以实施。1973年颁布了工程服务促进法，它促进了本国顾问工程公司的发展。该法规定；如有可能，应指定本国的公司成为所有工程项目的主要承包商，而外国的伙伴则为较次要的参与者。这一方案的目的主要是鼓励涌现本国的工程公司，并且为本国公司提供学习外国经验的机会。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年份，处于幼稚期的本国工程服务公司不能起到技术普及的作用。
政府于1966年建立了一个作为技术普及的公立研究所。但是，韩国的研究人员主要是源于大学领域或者是先进国家的研究和开发中心，因而在早年他们缺乏急需的制造诀窍和开发原型的经验，于是他们不能与提供详尽蓝图的外国专利技术转让人员相竞争。
并非政府刻意建立的最重要的技术普及机构就是早年建立的国营企业。国有的肥料、机械厂中积累了现代生产经验的工程师，到后来他们就成为私营企业工程和生产部的负责人。
第三，政府于1962年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并且将其作为传播技术情报的一种联系机构，但是在其工业化的初年，工业界对其利用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这是由于成熟的产品只需通过逆向工程予以模仿而无需查阅技术文献。
3. 改进和开发技术
在成熟期，所需要的有关技术知识通过学习操作和蕴含于机器中的形式就随即可供利用，而且这些技术知识的学习相对说来是容易的，因此在促进技术的需求或者加强本国自身研究、开发方面，没有什么政策文件是有实效的。
首先，在成熟期期间，对于改进进口技术和开发其自身的技术而进行的自身研究、开发几乎完全缺乏这种需求，其原因是此时期韩国享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政府亦没有发布建立其自身研究、开发的、创造这种需求的政策文件。在这些成熟工业中，如前所述，政府的专管实权部竭尽全力欲达到出口和增长目标。
其次，在缺乏对创新需求的情势之下，韩国政府（主要是韩国科学技术处）虽然在早年对于提供技术能力作出各种努力，但是其后效是有问题的。例如，政府于1966年曾雄心勃勃地从海外招募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建立一个公立研究、开发性研究所，将其作为综合性技术中心以适应工业界的技术需求。但是，就这个研究所所能提供的这类专门技能而言，工1界却对其没有这种需求，这是由于早年的这个研究所缺乏能为产业界提供解决其所遇到难题所必要的制造诀窍。
1970年政府发起的本国研究、开发努力占全国研究、开发总投资的70%，而全国的研究、开发投资总经费却仅占GNP的0.39%。尽管政府大力鼓励，但是民间部门却对研究、开发投资萎缩不前。关于此，只需从1970年全国仅有一个私人公司研究中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占韩国高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85%的科技人才为大学所拥有，由于对创新缺乏需求而几乎不从事研究。
综上所述，当主要的技术任务是对成熟的外国产品通过实际学习、进行逆向工程模仿时，直接的政策文件（亦即韩国科学技术处的建立和促进研究、开发投资的文件）则是无效的。相反地，在整个韩国经济中非正式地转移外国技术，普及进口技术以及在扶植处于幼稚的产业使之迅速发展和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过程中，间接的文件（亦即大力发展正规教育、进口替代、促进出口、进口外国的资本货物等）却更为有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