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国外科学家协作一事上，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富有积极成果了，欧盟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在科技资助政策的推动下，2007年，半数以上欧盟科研论文出自于国际合作者之手。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发表的一份主旨报告称，这一数量比20年前增加了两倍多。

 

　　虽然欧盟的国际合著者的数量为美国、日本和印度的两倍，但是，在这些国家内，其数量也在上升，这标志着跨国界合作的趋势正在增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计量学专家洛特·莱德思多夫（Loet Leydesdorff）表示：“这种情况现在随处可见。”

 

　　匈牙利布达佩斯科学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兼《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杂志编辑的安德拉斯·舒伯特（András Schubert）认为，伴随着“大科学”的发展，这种大协作兴盛的原因部份是出于各自的需求。许多科学上的难题，不论是粒子的碰撞，还是基因的排序，都已变得越发复杂，这就需要来自国外的大量资金和相互协作。同时他也认为，日益发展的技术也使得这种协作成为可能：因特网随时可以让有同样想法的科学家互相“见面”，通信成本的急剧下降使得远程交流变得轻而易举。根据对引文总数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国际间合作撰写的论文更具可读性。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计量科学研究兼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科学计量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卡罗林·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认为，国际间的合作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和机动性。限于社会义务或是学术约束上的原因，地区性合作有时往往强调一定要搞出个名堂，以凸显研究的有用性；而通过国际协作，这类研究完全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虽然国际协作的趋势在某些领域显得较为突出，但其内容遍布于各学科领域。比如，粒子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就因为共同使用诸如粒子对撞机及观测台之类的设备而经常协作。相对而言，数学家往往比较孤独，在合作著述的数量方面远不及其他领域，但他们之间的协作也有所增加。

 

　　《国际协作索引》（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dex）的报告显示，协作程度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相比于法德两国的科学家，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协作显得更高些。瓦格纳认为：“历史以及政治上的理由往往是形成这种协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因。”即使如报告显示的那些低于协作平均值的合作，其势头在过去的20年内也有所上升，这一倾向显然是受到呼唤协作的《欧洲资助计划框架》有关政策的驱动。

 

　　NSF负责编制《科学与工程指标2010》的罗尔夫·莱明（Rolf Lehming）认为，由于大量研究人员已在美国形成了协作关系，因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得分往往低于平均水平。数值相对较高的是亚洲国家，这预示着一个存在于亚洲范围内的科学协作圈的诞生。中国和印度两国间的协作是一个例外，在过去的10年内，两国间的协作呈现下降趋势，也许他们间的协作关系分别存在于各自与别国的联系之中。

 

　　瓦格纳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众多科学家不断迈入一个公开、公正且更为有效的全球化科学体系，各国间的差异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他说：“国家概念与国家体制的淡化是我们实实在在所见到的。”